郭元鵬

近日，北京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會同有關部門組織開展了民生消費領域數據安全和個人信息保護專項整治，覆蓋全市5萬多家經營主體的App和小程序，在隨機抽查的197款應用程序中竟然發現了多達388項問題。App成“隱私刺客”，過度收集信息應該怎么防？（央視新聞）

當掃碼點餐需要授權位置信息，當一款簡單的手電筒App要求訪問通訊錄，當個人信息在不知情中被打包給第三方，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便利背后，App正悄然化身為潛伏在手機里的“隱私刺客”。北京市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專項整治中查出的388項問題，不過是冰山一角，暴露的是個人信息保護領域的系統性漏洞。要終結這場“隱私圍獵”，唯有讓法律利劍真正出鞘。

“隱私刺客”泛濫成災，根源在于違法成本與收益的嚴重失衡。對企業而言，多收集一項權限就意味著多一份數據資產，數據背后潛藏的商業價值足以讓其鋌而走險；而對用戶來說，維權往往面臨舉證難、成本高的困境，多數人只能選擇忍氣吞聲。即便偶有監管處罰，對違規企業而言，相較于數據帶來的巨額利潤，處罰也可能淪為“隔靴搔癢”。這種失衡狀態下，“法不責眾”的心態助長了行業亂象。

要刺破“隱私刺客”的偽裝，法律必須亮出牙齒。一方面，需細化個人信息保護的紅線，明確哪些權限屬于“非必要不收集”，讓企業知道“可為與不可為”。比如，手電筒App無權染指通訊錄等，權限請求必須與服務功能嚴格匹配。另一方面，要強化違法懲戒力度，對惡意收集、泄露信息的行為重拳出擊，不僅要追究企業責任，更要讓相關責任人付出代價，形成“不敢違”的震懾。

監管的“探照燈”也需持續照亮角落。專項整治不能只是“一陣風”，應建立常態化的監測機制，利用技術手段自動識別違規行為，讓“隱私刺客”無處遁形。對第三方平臺更要壓實責任，不能讓其成為信息泄露的“中轉站”。唯有監管不缺位、不松懈，才能筑起個人信息的防護墻。

用戶的“反制”同樣重要。面對權限請求多一份警惕，對過度索權的App果斷說不，發現信息泄露及時舉報。但個體的力量終究有限，唯有法律為其撐腰，讓用戶的每一次拒絕都有制度保障，每一次維權都能得到回應，才能形成“全民防刺”的合力。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的實施到專項整治的推進，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框架已逐步完善，但“紙面上的法律”要轉化為“行動中的正義”，還需監管部門的“零容忍”執法，需企業守住“不作惡”的底線，更需全社會對隱私權利的堅定捍衛。

唯有如此，當我們點擊“同意”按鈕時，才是真正的自主選擇；當我們使用App時，才能安心享受便利而不必擔憂“背后有人”。讓法律亮劍，讓“隱私刺客”無處藏身，這不僅是對個體權益的守護，更是數字時代社會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