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張宇燕，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所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新興經濟體研究會會長。曾先后就讀于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際政治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著有《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國際經濟政治學》《美國經濟論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等。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一個問題：盡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是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這一問題影響了許多中國學者的學術路徑，張宇燕亦不例外。在攻讀研究生期間，張宇燕就開始思考：從18世紀開始，為何西方世界經濟突飛猛進，但同時期中國的經濟則增長緩慢？

　　探索“李約瑟問題”

　　帶著對“李約瑟問題”的思考，張宇燕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1991年底，張宇燕將論文修改成書，書名為《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全書用八個章節探討了一個宏大的問題：國家因何興衰。在該書中，張宇燕給出了自己對“李約瑟問題”的解答：“就國家興衰而言，唯有制度在起作用，有什么樣的制度，就有什么樣的人類行為以及什么樣的經濟結果。”這本書的出版，讓張宇燕成為國內第一批深入研究“李約瑟問題”的學者。此后多年，該書內容被廣為引用。

　　對李約瑟問題的探索，也決定了張宇燕此后的研究方向。“中國曾長期處于人類文明頂峰，但工業革命后走了下坡路。到了近期，中國又開始民族復興，進入歷史上升期。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這需要解釋。”2017年，《經濟發展與制度選擇》重版，張宇燕在跋尾中寫道：“我過去10年來的研究重點之一，即18世紀西方世界的興起和東方世界的停滯，追根溯源，就是這篇博士論文開篇便提到的所謂‘李約瑟問題’的后續研究。”

　　近年來，張宇燕的研究重點側重于用經濟學理論研究國際關系問題。他認為，這一問題依然與他早期的研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國家經濟的長期增長問題與國際關系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因為國際關系的核心是大國博弈，決定博弈結果的基礎是國家經濟實力，而國家經濟的長期增長問題又涉及制度選擇等問題。”張宇燕說。

　　張宇燕希望能夠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作出一些理論貢獻，“能不能建立起一個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來研究形形色色的國際問題？能不能提出一些可供檢驗的理論命題？”

　　在張宇燕看來，博弈論可以作為分析國際問題的思維邏輯。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訴求，最后要達成一致，就涉及偏好合成問題和集體行動問題。“在多邊場合，各國都在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討價還價，同時各國也都明白，沒有別國的合作自身利益也難以實現。這一現實為我們構建理論框架、促進共識形成、確立全球治理規則奠定了基礎。”張宇燕說。

　　聚焦“中國主張”

　　近年來，中國逐漸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中扮演起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一系列有關全球治理的“中國主張”引發了全球關注，這順理成章地成為張宇燕的一個研究重點。

　　“‘一帶一路’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當前最關注的題目。‘一帶一路’倡議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手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則是‘一帶一路’倡議順利推進的重要保障。”張宇燕說。

　　張宇燕認為，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在闡述和踐行這些“中國主張”過程中有大量的工作可做。“‘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價值是什么？怎樣推進？風險在哪里？面對一些對‘一帶一路’的誤解甚至惡意曲解，我們應該如何曉以大義，怎么講好自己的故事？這些都是我們學者要做的工作。”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日益強大，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張宇燕對如何認識中國的影響力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中國對世界的影響體現在物質層面、全球治理層面、貨幣層面和發展道路層面等四個方面”。

　　張宇燕認為，所謂的物質層面包括資源、基礎設施、制造能力、科技等。在物質方面中國崛起的速度很快，對世界的影響非常顯著。“比如中國向世界出口了很多商品，已經連續多年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出口國，價值超過2萬億美元。一些國家針對我國屢屢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這既出于偏見和短見，但從中也可以看出，這些國家感受到了中國崛起的影響。”張宇燕說，一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主要表現為能購買多少商品與服務。

　　規則制定是決定國際競爭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張宇燕樂意引用與博爾特賽跑來說明規則的重要性。“在現行規則下，一位理科大學生與牙買加飛人博爾特百米賽跑必輸無疑。但如果規則改為在跑完50米后做兩道數學題，裁判確認答對后繼續跑，那么輸的就很可能是博爾特。”張宇燕表示，以往的全球治理規則許多都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說對一些國家有利會對另一些國家不那么有利甚至有害。“國際規則是國家之間博弈的結果，最終取決于國家的綜合國力。總體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導了戰后國際秩序并成為這一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改革開放后中國從適應規則到支持和維護規則，再到改進規則和完善規則，一直努力使其朝著更加公正的方向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得到了多數國家的支持和響應。”

　　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影響，在張宇燕眼中舉足輕重。他認為，美國憑借美元取得了貨幣霸權，可以少生產多消費，享受金額巨大的國際鑄幣稅。一張100美元的紙幣，其生產成本為6美分。美國“用一張特殊設計的紙，實現了全球消費，同時美國的金融危機也會迅速地危及世界”。隨著中國影響力的提升，中國元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成為了國際儲備貨幣。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強大和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交易、結算和儲備中地位的持續上升，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趨勢定會不斷增強。

　　“第四個方面的影響力表現為價值理念，或者說是發展道路。中國強大了、成功了，很多國外人士開始討論‘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我們對道路的自信以及道德感召力，都體現了中國日益增強的軟實力。”張宇燕說，“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曾經提出過‘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是人類發展的重點和唯一方式。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取得的成績證明了這一學說是錯誤的，通向繁榮與穩定不只有西方民主這一種方式。去年6月份，在非盟總部舉行的中非減貧發展高端對話會上，幾十個國家的代表人手一本習近平主席的《擺脫貧困》。非洲國家學習借鑒中國的減貧做法和經驗，這就是中國道路影響力的體現”。

　　學以致用方得始終

　　在課堂上張宇燕經常這樣告誡他的學生，我們日常的學習和思考需要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或價值基礎，那就是要思考和心系國家、民族和人類的安危與福祉。相對于個人層面的“義”而言，這是一種大“義”。作為個人，我們做人的底線是不能讓這個世界因為我們的存在而變得更糟；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我們的責任就是要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盡綿薄之力。

　　從“李約瑟問題”到當代的“中國主張”和“中國影響”，張宇燕的研究一直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國家情懷。作為一位在國內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者，他又是如何做到將自己的研究學以致用？

　　在張宇燕看來，要做到學以致用，首先要學，學是基礎。所謂的學，包括學習的能力、學習的愿望等，有了學作為基礎，才有可能去解決現實問題。

　　“國際問題研究與哲學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相比有自己的鮮明特點，其中特別突出的特點是國際問題研究的應用性成果，其‘使用者’或‘需求者’主要是政策制定者。要讓自己的研究有價值，就必須以問題為導向。要找到‘真’問題或有意義的問題，一個恰當的出發點是要站在政府立場，解決現實問題。”張宇燕說。

　　“站在政府立場，解決現實問題”這個被一些人視為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立場，在張宇燕看來不無道理。“我們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者，就是要想黨和國家之所想，急黨和國家之所急。只有這樣，學和用才能互相推進。回顧一下思想史我們就會發現，理論的進步大都與人們所處時代的重大問題息息相關。”當今世界面臨的三大挑戰，是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如何彌合這三大赤字，如何成功應對這些挑戰，便是我們這些國際問題研究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重大現實問題。

　　思國之強盛民之富安者集大義。張宇燕的研究，重心始終于此。（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徐惠喜 袁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