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2023年5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研究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問題，強調“現代化產業體系是現代化國家的物質技術基礎，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提供堅強物質支撐”。2025年4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主持召開部分省區市“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時強調，謀劃“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要前瞻性把握國際形勢發展變化對我國的影響，因勢利導對經濟布局進行調整優化。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把“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列為戰略任務之首并作出系統部署。
從國際層面看，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也是當代世界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在一個不確定的時代，各國無一不追求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今天，在人類迎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時候，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主要國家間的競爭焦點。盡管越來越多的國家面臨內部社會政治問題，但很多問題的根源是經濟問題，尤其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問題。盡管一些發達國家就產業的現代性而言，擁有前沿技術和前沿經濟，但卻呈現出產業不系統、不全面、不協調的特征。而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產業體系則呈現出更多的問題，包括沒有能力發展產業，或產業不完備，或產業技術長期處于低端狀態。
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決定了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經濟結構影響社會結構。產業結構的失衡往往導致社會結構的失衡，最終可能導致政治失衡。今天，無論是美國面臨的問題還是歐洲面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產業體系失調造成的。
無論是各國受新冠疫情沖擊而遭遇的供應鏈和產業鏈問題，還是俄烏沖突所導致的國家間的互相制裁問題，都指向一個國家的產業體系問題。就本質而言，今天國家間的競爭，尤其大國之間的競爭，核心在于經濟韌性的競爭。
就此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實現需要回答兩個關鍵問題：第一，作為大國，我們需要怎樣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第二，如何建設這樣一個現代化產業體系？研究這些問題，具有重要的學理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中國作為大國需要怎樣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強調，“推進產業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建設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對中國這樣一個大的經濟體來說，要實現這些目標，現代化產業體系應當體現出“全、大、多、密、強”五大特征。
第一，“全”就是要具備一個完整完備系統的產業體系。現代化產業體系對大的經濟體和小的經濟體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盡管所有經濟體都需要產業的現代性，但小的經濟體既沒有足夠的能力也沒有足夠的空間來構建一個比較完備的產業體系。也因為這樣，一個小的經濟體往往會依附一個較大的經濟體，甚至小的經濟體的產業嵌入在一個較大經濟體中。也就是說，小的經濟體的安全往往需要通過外部的關系得到保障，表現為依附性。但大的經濟體則不同，它需要一個完整、自主、可控和先進的產業體系，這樣一個產業體系保障其不受外在環境的制約而得到可持續的發展，同時保障其國家安全。
第二，“大”就是產量要大。中國擁有14億多人口，并且中等收入群體已超過4億人，占30%左右。改革開放前，中國很多產業產量不足，表現為“短缺經濟”。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政策的完善和技術的進步，中國的大多數產業，尤其是基于中低端技術之上的產業，已經實現了量產。從長遠看，一國經濟發展必須實現供給和需求的平衡，特別是要避免“產能短缺”。例如，美國雖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經濟體之一，但因為其放棄了基于中低端技術之上的產業，就出現了“產能短缺”的現象。這也是其“再工業化”所要解決的問題。
第三，“多”就是經濟活動必須多樣化。盡管我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但這并不表明我們的經濟活動的種類是最多的。出現“產能過剩”現象或者經濟“內卷”局面，主要是因為缺少足夠的新經濟活動種類造成的，所謂的“內卷”就是對存量經濟活動的過度競爭所致。經濟活動種類越少，競爭就越激烈，就越“內卷”。這幾年，一些地方對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車、低空經濟的重復建設和競爭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如果有更多種類的經濟活動被釋放出來，那么競爭的激烈度必然減少。在很多的領域，因為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到位，存在監管過度的情況，比如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城市的“美觀”，減少了非常生活化的經濟活動，還有些高科技領域的經濟活動因為相關政策未能跟上而不被許可、落不了地。只有經濟活動走向多樣化，才能有力推進現代化產業的體系化。
第四，“密”就是經濟活動的密度?！懊堋焙汀岸唷辈灰粯?，“多”指的是經濟活動的多樣化，而“密”則指同一經濟活動的細分領域。一種經濟活動越是細分，密度就越高，這和勞動分工有關。在企業層面，我國企業經濟活動的“密度”有待提升。部分企業仍采用“什么都自己生產”的方式，幾乎不涉及供應鏈和產業鏈。從長遠看，因為缺乏競爭，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就會趨于落后。在社會層面，“密”也體現為是否可以滿足社會各階層的消費偏好。例如，一些人喜歡到高檔餐廳消費，而另一些人則喜歡到路邊攤消費；一些人喜歡鞋子舊了就購買新的，而另一些人則喜歡對舊鞋修修補補。一個有密度的產業應當能夠滿足不同社會群體的消費需求。
第五，“強”就是產業系統的先進程度。這往往以技術發展水平來衡量，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緊密相關。對外，為避免“卡脖子”和“脫鉤斷鏈”等威脅，我們必須聚焦新質生產力發展；對內，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核心和關鍵。
二、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要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從思想認識層面來說，新質生產力是一個戰略概念。新質生產力是一個經濟體現代性的最核心體現，沒有新質生產力作為堅實的物質基礎，就不可能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從這個角度來看，應當把新質生產力視為一個關系國家發展的戰略概念，而非指一些具體的技術和產業。盡管新質生產力需要具體的技術和產業部門來表現或者代表，但是把新質生產力等同于這些具體的部門，無疑使得這一概念失去了其應當有的戰略涵義。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十五五”時期，必須把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位置，以科技創新為引領、以實體經濟為根基，堅持全面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積極發展新興產業、超前布局未來產業并舉，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要完善國家創新體系，激發各類創新主體活力，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強基礎研究、提高原始創新能力上持續用力，在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前沿技術上抓緊攻關。要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筑牢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這是對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所需要處理好的一些重要關系的科學論述，包括前沿經濟和趕超經濟之間的關系、傳統產業和未來產業之間的關系。在世界范圍內，經濟可以分為前沿經濟和趕超經濟；相應地，技術也可以分為前沿技術和趕超技術。因為科技進步一直處于變化過程之中，新質生產力也必然是一個發展的概念。未來技術塑造未來產業。正因如此，所有經濟體，凡是有能力的，都會追求技術進步。
尤為關鍵的是，要處理好新質生產力與傳統生產力之間的關系，不能簡單地把傳統生產力視為是落后的，也不能認為新質生產力能夠解決我們的所有問題。如果各級政府有這樣的觀念，一旦看到一種被認為是新質生產力的東西就一哄而上，那么就會對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F代化產業體系所強調的是產業的現代性，而非只有現代或者未來技術才代表現代性。簡單地說，即使是傳統的農林牧副漁業也可以具備現代性，因此如果認為工業才具有現代性，而忽視了農林牧副漁業，那么一個經濟體肯定會出大問題。
在這方面，西方一些國家是有深刻的教訓的。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導下的英國和美國為例，英國“撒切爾革命”開始之后，金融業被視為是最具現代性并且是主導未來經濟的產業，英國政府因此放棄了制造業而把發展重心轉向金融業。盡管這一產業政策塑造了日后的倫敦金融城，但英國也從此告別了制造業。英國本來存在一個比較完備的制造業體系，但這一政策使得英國制造業大量流失。這一判斷錯誤導致傳統產業消失、新制造業與英國無緣。今天英國的產業結構畸形、就業不足、地方稅收減少、中產階層萎縮、社會高度分化等幾乎所有病狀都與此有關。
美國的情況稍好一些，但也類似。二戰之后，美國形成了一個系統和完備的產業體系。但“里根革命”之后，美國也放松了金融管制，導致美國資本帶著技術離開了美國本土，流向全球各地。這造成了今天美國所面臨的“去工業化”局面。盡管美國一直牢牢占據著世界的前沿技術，但沒有能力生產中低端產品，日常商品市場充斥著外國產品?！叭スI化”一直被視為是美國經濟的致命傷，技術、就業和稅收流失，中產階層規模迅速縮小。中低端產品高度依賴進口，而高科技出口又被視為對國家安全產生影響而受到限制。這樣，中低端產品進口所產生的貿易逆差不能得到高科技出口的平衡，自然就導致貿易不平衡。但一旦使用關稅來解決這一問題，那么就導致國內的通脹，影響人民的生活。
因此，作為一個超大經濟體，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需要對新質生產力和傳統生產力之間的關系作科學的理解。
我們要有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既需要發展新質生產力，也需要鞏固傳統生產力。產業升級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類型。舉例說明：其一，今天生產鞋帽，明天生產電子產品；其二，始終生產鞋帽，但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第一種是不同產業之間的升級，即從傳統產業升級到現代產業；第二種是在同一種產業范疇內的升級。這兩種升級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對新質生產力和傳統生產力之間關系的科學理解應當是：一方面，通過追求新的技術進步來塑造未來產業；另一方面，通過新的技術來賦能老的產業，促進其升級和現代化。
就政策執行而言，這也要求注意兩方面的問題：第一，要大力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基于新質生產力之上的新產業；第二，對每一種新的技術，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把所有資源都投入到新產業上而忽視老的產業，在發展新技術的同時需要思考如何通過新技術來賦能老的產業，促成老的產業的升級。
三、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提供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強化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為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提供了方向和方法論。
世界經濟發展史告訴我們，在一個經濟體的發展過程中，技術要素的重要性是不斷遞增的。從低度發展到中等發展水平的過程相對比較簡單。在發展早期，經濟要素成本低廉，包括勞動力和土地，人們對環保的要求也不那么高；此外，發展早期存在著大量的經濟增長空間，包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現有技術應用而產生的制造業等。只要找到啟動發展的資本，配置有效的政策，增長就可以實現。在這個階段，對企業來說，做什么都可以賺錢。
但是，從中等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的過程要困難得多。一是生產要素成本提高，二是新經濟增長空間匱乏。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因此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在東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其原因主要是實現了可持續的基于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這些經濟體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大量投入科技創新，幾乎每十年實現一次重大的產業升級。技術進步不僅促成了傳統產業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新的經濟活動。對社會來說，新增經濟活動擴大了就業，使勞動者增加收入、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持續擴大；對政府來說，可增加稅收，使其有能力擴大對科研的投入，并提供更多公共服務。
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有驅動科技創新的“三駕馬車”，即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偨Y自近代工業化以來經濟發展史的經驗可見，這三者缺一不可。
一般地說，基礎科研的主體是大學和研究機構。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研究活動一般都是基礎科研?；A科研大都發生在大學或者科研機構。國家需要為科研群體提供良好的環境，保障其追求科研興趣。政府在基礎科研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不僅需要資助大學和科研機構，更需要創建基礎科研所需要的實驗室等。也應當看到，今天越來越多的大公司也承擔起基礎科研的任務。如果說大學的基礎科研多是興趣導向的，那么企業的基礎科研多是問題導向的。從大學的基礎科研到應用技術轉化需要一個比較漫長而復雜的過程，企業的基礎科研和應用技術轉化往往是無縫對接。應當強調的是，這并不是說大學的基礎科研不重要了，并不是所有的基礎科研都可以由企業來承擔，興趣導向的基礎科研的重要性會是永恒的。
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是企業。市場競爭機制是驅動企業主動參與轉化、優化轉化路徑的動力。市場競爭通過價格信號、需求反饋等機制，推動企業對應用技術轉化方向進行動態調整。企業為在同類技術轉化成果的市場競爭中占據優勢，需持續優化轉化流程、控制轉化成本。這不僅體現為同類產品的競爭，更體現為優勝劣汰技術路徑的競爭。要完善相關競爭機制，以競爭驅動企業持續投入技術迭代，對已轉化的技術進行優化升級。同時，為增強應用技術轉化的積極性，政府需通過出臺政策等進行引導，并為應用技術轉化設定合理規則，適時整治“內卷式”競爭等無序競爭，規范市場秩序，確保應用技術轉化朝著效益最優的方向進行。
提供金融服務的主體一般是金融機構。政府通過財政系統支持基礎科研，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做的。當然，在發達國家，很多私營企業也以不同方式從事基礎科研或支持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基礎科研。但政府很難支持應用技術轉化，因其風險極高。同理，傳統銀行也很難去做那么高風險的事情。正是基于這一現實，風險投資作為適配應用技術轉化高風險特征的金融工具應運而生。從實踐來看，二戰以來全球范圍內諸多制造業及實體經濟領域的創新成果與產業發展，都得到了風險投資的關鍵推動，其在銜接金融資本與應用技術轉化間的橋梁作用已得到充分驗證。
二戰以來，大多數原創性技術都來自基礎科研，再從基礎科研轉化成為應用技術，而無論是基礎科研還是應用技術轉化都需要充足有效的金融服務。還應當指出的是，在發達經濟體，金融也是促成基礎科研和應用技術轉化有效對接或實現產學研一體化的最有力抓手。
因此，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這“三駕馬車”，通過一體化推進理順了科技創新的整體邏輯，也可以稱之為建設“大科研體系”。
四、以“大科研體系”助推新質生產力發展
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理論層面已經非常清楚，但要把理論轉化成為現實依然需要諸多努力，尤其是體制機制的改革。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并對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作出重要部署。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機遇，統籌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建設，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這表明對“大科研體系”建設的高度重視。
從“大科研體系”的要求出發，很多制度、要素方面還存在短板，或還沒有理順關系，科研管理方面也存在問題。一方面，影響了科研經費的分配，另一方面，也影響到了對“科研”的定義。在學界和業界，很多人對科研和發表論文之間的關系有錯誤的認知，把發表論文與搞科研等同起來。因此，盡管我們發表的論文數量大增，但轉化率依然較低。就科研的工具來看，部分科技實驗室互不關聯、互不開放。盡管國家實驗室越來越多，但一些實驗室使用不足，造成浪費。把實驗室的“多而不強”轉為“又多又強”，需要系統性的體制機制改革。在技術轉化端也存在問題。如對產學研過程缺乏科學的理解，過度要求做基礎科研的人也要去做技術轉化，不利于基礎科研本身的發展。應用技術人才的培養機制也有待完善。從理論上說，專業技能人才的培養和培訓已經得到足夠的重視，但這種重視尚缺乏轉化機制。職業學校因此很難產生工匠，更難有工匠精神。
在創新領域，有些關系還沒有理順，尚需完善在分工的基礎上進行的合作制度，這里既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關系，也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對創新的金融支持尚有待發展。嚴格說來，我們還缺乏能夠支撐科技創新的金融系統。一些新技術因為沒有足夠的金融支持而被外國資本所收購，或者不得不流落到海外。一般來說，無論在企業層面還是城市層面，凡是技術創新投資最終都可能會孵化出新技術和基于新技術之上的新經濟活動。如何發展能夠為未來技術提供足夠金融服務的金融業依然是我們面臨的任務。連接產學研的應是一整套體制機制，這方面的改革也亟待加快。今天的中國在諸多領域，尤其是生物醫藥、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領域，正在出現大量的原創性技術，但因為監管不夠科學，使得有些技術難以落地。
類似這樣問題怎么解決？有以下幾個關鍵點需要考量。
第一，需要自上而下的體制機制改革。很多重大的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和系統推動，如產學研一體化體系建設、支撐耐心資本的體制機制建設、國家實驗室的開放和協調使用、科創體系的全國布局等。
第二，需要處理好發展與安全的關系。對企業的技術落地進行適度監管，在環保和勞動權益方面，監管要劃底線和紅線。同時，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需加強科研跨境協作和風險防范。
第三，需要在試驗區進行試點改革。在條塊管理的體制內，很難通過“條條”發生有效的改革。因為改革涉及太多部門，很多改革都容易導向碎片化和分割化。因此，有效的改革可從“塊塊”進行，給予“塊塊”充分和完全的授權。因為這種授權往往是一攬子的“政策包”，改革可產生系統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礎上，總結可復制的經驗，再向其他地方擴散和推廣。應當指出的是，“塊塊”既可以體現為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也可以體現為一個功能領域。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等很多城市都可以找到類似的可以設立“科創特區”的“塊塊”。在這些“塊塊”，可賦予真正實現基于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這“三駕馬車”之上的產學研一體化的各項政策，以期取得突破性的科創成果，在引領未來產業發展的同時賦能現有產業。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鄭永年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學勤講座教授、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