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總理記者會的問題是否會事先審查？周覺說：“根本沒有這種事。即使有這個想法，也是很愚蠢的。”周覺是全國人大第三任新聞發言人，也是健在的最早的新聞發言人(前兩任已去世)。他連續5次主持了李鵬總理的中外記者見面會。

　　我如何主持總理記者招待會

　　“根本沒有(事先審查記者的問題)這種事。即使有這個想法，也是很愚蠢的。”

　　全世界的焦點早已鎖定了這一天：2013年3月17日，在中國北京的人民大會堂，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傅瑩，將邀請新任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與中外記者見面。

　　“傅瑩是‘婉約派’的。”在位于北京外交部街的家中，傅瑩的前輩、第八屆全國人大新聞發言人周覺笑著對《中國新聞周刊》點評道，“外表對新聞發言人來說確實比較重要。傅瑩形象好，李肇星(上一任發言人)很有個性。”

　　而周覺自己，則是另一種風度：極富親和力，笑容溫煦，聽人說話時，習慣身體微微前傾，雙眼專注有神地看著對方。86歲的他，依然耳聰目明，每周堅持去位于養蜂夾道的俱樂部游泳一到兩次。

　　自從1983年六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始設立大會新聞發言人制度以來，全國人大先后已有七任新聞發言人，周覺是第三任，也是健在的最早的新聞發言人(前兩任已去世)。1993年至1997年期間，他擔任了第八屆全國人大歷次大會的新聞發言人，連續5次主持了李鵬總理的中外記者見面會。

　　上任之初，他就給自己定下了兩條規矩：第一是盡量不說“無可奉告”，第二是不講假話。如果回答不了，或不便回答，他就會說：“我把你的問題記下來了，會向有關方面做些了解，再告訴你。”

　　對于《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他沒有要求看稿，只是委婉地提出，如果有拿不準的地方，可以先讓他看看。

　　“透明”催生的總理記者會

　　其實，周覺擔任人大會議的新聞發言人，是一個偶然。

　　由于和第一任新聞發言人曾濤、第二任姚廣一樣，之前都曾出任中國駐法大使，很多人問周覺，是不是人大會議的新聞發言人按規矩是由駐法大使擔任?他笑著答道，這純屬巧合。

　　因為，這一職務原本定的是由時任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接任。但當時朱啟禎正在美國進行必不可少的離任拜會，趕不及回國，周覺由此進入了中央的視野。

　　1990年10月，63歲、搞了36年外交工作的周覺，結束了駐法大使的任期回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找他談話，表示現在干部青黃不接，對身體好、懂外文又德才兼備的，年齡方面可以有些彈性。當時，新組建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正需要一個懂外事的領導，周覺由此調入了國新辦，擔任副主任。

　　1993年初，組織上找周覺談話，推薦他作為全國人大會議新聞發言人人選。事后聽說此消息，一些熟悉情況的朋友告訴他：老周，這是個苦且難的差事，搞不好容易得罪人。周覺對自己的評估是：筆頭上還可以，口才和表達能力有限，但性格比較隨和，知識面比較廣，外國記者也見得多了，不管記者怎么問，能夠沉得住氣。既然組織上讓干，那就只能從命。

　　在3月15日召開的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上，大會主席團決定，由周覺擔任大會副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后經大會選舉，周覺還成為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實際上，1993年春節剛過，周覺就提前進入工作狀態了。以總理記者招待會為重頭戲的各項新聞準備工作，早已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

　　1983年設立人大新聞發言人制度以來，整個六屆人大期間，新聞發言人都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介紹會議議程、回答記者提問、宣布選舉結果等，但并不邀請總理出席。

　　邀請總理、副總理出席記者見面會的慣例，肇始于198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新聞局的成立。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是主旋律。大家感到，包括人大的各項工作在內，都應該是比較透明的，所以在1987年成立了新聞局。”曾任人大新聞局局長、現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的周成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988年是人大新聞局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是換屆之年。4月13日下午，大會閉幕之后，應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發言人曾濤的邀請，新當選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和副總理姚依林、田紀云、吳學謙，在人民大會堂出席了有400多名中外記者參加的記者招待會。

　　在此次招待會上，李鵬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包括鐵道部部長丁關根辭職、對知識分子的所謂“壓制、鎮壓”和所謂的總書記與總理“在改革問題上有分歧”等各方面問題。針對美國《時代》周刊記者提出的關于他和周恩來的所謂“特殊關系”問題，李鵬坦然向大家介紹了自己的背景，做了澄清。

　　到1990年10月周成奎出任人大新聞局局長時，“兩會”后的總理記者招待會已經連續舉行了3次，而新聞發言人也已換成了姚廣。在姚廣的領導下，周成奎參與了1991年七屆人大四次會議總理記者會的組織工作。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屆人大五次會議召開。這期間，鄧小平南巡實際上已成為兩會代表和中外媒體關心的焦點，但當時南巡之事和鄧小平談話精神尚未正式公布。這一年，總理記者會沒有舉行，成為這一慣例開始以來唯一闕如的一次。

　　1993年，又是一個換屆年。即便對于已有較豐富經驗的周成奎而言，換屆的新聞安排，也是頭一次。

　　問題和“口徑”

　　每年“兩會”的新聞準備工作，往往很早就開始了。

　　“兩會”新聞報道組是名副其實的兩會新聞報道組，同時負責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的新聞報道工作。它和大會的總務組，都是最早開始大會籌備工作的。

　　新聞報道組組長由擬議中的人大新聞發言人擔任，其他負責人則由方方面面的人組成，包括人大和政協常委會的一位副秘書長、人大和政協新聞局局長，以及中宣部、國新辦、廣電總局、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單位的負責人。周成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新聞單位的負責人納入新聞組，新聞單位關心什么問題，新聞組都大致清楚，因此，“突然冒出來的問題基本沒有”。

　　新聞組下設國內記者組、港臺記者組、外國記者組、記者招待會組4個小組和一個辦公室。其中，記者招待會組主要負責總理記者招待會的準備工作，其成員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人大新聞局、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外交部新聞司等部門。

　　新聞組一般于12月底或1月初開始運作，首先要制定新聞報道計劃。與此同時，記者招待會小組開始有關材料的準備工作。

　　記者招待會小組由于其重要性，一般由新聞組組長親自領導。發布會涉及到的內容比較綜合，周覺搞了多年外交工作，熟悉國際問題，但對國內問題亟需“補課”。“笨鳥先飛，我以前做事，要求最好。準備工作做得充分一點，自己就更有把握一些。”他笑著說。

　　準備工作的第一步，是邀請相關部委的負責人開座談會，請他們就各自工作領域中所面臨的、國內外媒體所關注的問題介紹情況。

　　一般說來，這類座談會要開七八次，涉及的領域往往包括政治、經濟、財政、政法、港臺、外事、人大、社會工作等各個方面。在此基礎上，有關部門要提出相關的問題單子，以及對回答口徑的建議。

　　接下來，新聞組要根據這些部門提供的材料和座談的情況，進行梳理、匯總，形成“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關心的問題”及答問口徑參考稿。

　　周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對參考材料的要求，是簡潔明了、概括性強，把中外媒體最關注的問題提煉出來。重要的是，一方面提供的信息量要大，盡量滿足媒體的需求;另一方面，要利用這個時機，介紹自己，把中國的聲音向世界傳出去。

　　周成奎還記得1993年的主要熱點問題。

　　一是市場經濟問題。這次會議的一項議題，是審議憲法修正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次入憲。

　　二是經濟增長速度問題。以前中國的GDP增長速度定為6%左右，而1993年則定為8%~9%左右。經濟增速的目標一下子提高了2~3個百分點。記者肯定要問，為什么要調高增速?可行性在哪里?

　　三是香港問題。1989年的政治風波之后，英國方面在香港問題上采取了與中方對抗的方針，否定“直通車”，鄧小平提出，要“另起爐灶”。

　　四是臺灣問題。本次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將采取一切必要的“斷然措施”制止臺灣“獨立”、分裂祖國的行動，記者很可能會問，“斷然措施”究竟是什么。

　　鄧小平的健康問題歷來是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除了請示中央外，大會新聞組還報送了鄧辦。

　　1993年春節之后，為記者招待會準備的材料，已基本就緒。這些材料，主要提供給領導人做參考。

　　記者會前，大會新聞組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一般會在總理的主持下，開一個小型的座談會。十幾個人參加，最后檢查各方面的準備情況。

　　周覺還曾建議總理，是否可以考慮以招待酒會的形式與記者見面，聽說這樣效果比較好。答復是：他也考慮了這個問題，認為還是以不搞酒會為宜。

　　“平衡術”

　　1993年3月31日下午，新任國務院總理和副總理準時出現在人民大會堂三樓中央大廳的記者招待會現場。

　　周覺至今清楚地記得當時的場景：李鵬坐在中間，他的右邊是朱镕基，左邊是鄒家華，朱镕基旁邊是錢其琛。他自己坐在錢其琛旁邊，臺上還有外交部新聞司司長沈國放、人大新聞局局長周成奎和一名英語譯員。

　　近600名中外記者參加了新聞發布會。邀請函都是以周覺的名義發放的。

　　根據平日工作接觸的情況，周成奎和沈國放分工，他負責點大陸記者和港澳臺記者提問，沈國放負責點外國記者提問，兩人交替著點。

　　周成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點記者提問時，要考慮大陸媒體和境外媒體的平衡;在境外的記者中，要考慮港澳臺記者和外國記者的平衡;在外國記者中，要考慮美國、歐洲、俄羅斯、拉美、亞洲等各大洲間的平衡。

　　當被問到事先是否會審查問題時，周覺說：“根本沒有這種事。即使有這個想法，也是很愚蠢的。”

　　他并不擔心“調皮”的外媒記者問出不恰當的問題，因為，首先，外交部新聞司對外國駐京記者比較熟悉，對外國記者的提問，通常都胸中有數;另外，中國領導人自鄧小平以下，從來不怕記者的各種“刁鉆”問題。

　　周成奎也說，新聞組從來不要求記者必須提什么樣的問題，或不得提什么問題，記者提什么問題，是記者的自由。他還向《中國新聞周刊》講了這樣一件事。1998年，在準備朱镕基記者會的過程中，朱镕基曾專門給他們定了兩條規矩：第一，要盡可能把提問的機會給境外記者，因為大陸的記者見面的機會多得很;第二，不要事先安排，記者提什么問題都可以。

　　多次參加過兩會報道的中新社老記者、時任中新社新聞部政治外事組組長的李偉，也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了這一點。她當時擁有一張“主席臺記者證”(記者證分為主席臺證、一樓證、二三樓證和駐地記者證幾種)，是紅色的，可以在人民大會堂里“滿場亂竄”，包括領導人的休息室，都可以隨便去。

　　李偉曾在1990和1991年，連續兩次爭取到了在總理記者招待會上提問的機會。她清楚地記得，是周成奎點的她：“中新社李偉，請你提問。”

　　所提的問題，她之前向中新社駐會領導(一般由總編輯、副總編輯親自帶隊)匯報過，但并沒有跟兩會新聞組溝通過。

　　不過，她說她只能代表她自己，并不知道其他那些媒體，比如“老三家”(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新華社)，是否會提前溝通問題。

　　她倒是記得，在“兩會”的另一場記者招待會上，曾有人塞給她一張條子，要她問一下法制的情況。她覺得“跌份兒”，就沒有舉手。

　　那能不能先舉手，被點名后再提別的問題?李偉肯定地答復，那是一定不會的，她只會提既適當、又是自家媒體的讀者所關心的問題。

　　“不要讓他們失望才好”

　　如事先所預計的那樣，國民經濟增速、香港的平穩過渡和“汪辜會談”等重大問題，都被提出，李鵬從容作答。對于臺灣問題，他如此回答臺北“中央社”記者：

　　……我在政府工作報告里面所談到的對臺灣采取必要的斷然措施，當然是在一種很特殊的情況下。比如說臺灣要搞臺獨或者社會秩序混亂，或者是受到外界的干涉等等。至于要采取什么樣的斷然措施，要視當時的具體情況而定。當然，我并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順便說一下，在我的報告里提到了我們愿意盡早地進行雙方的接觸。一些臺灣的記者注意到原來我們是提兩黨之間的接觸，現在提雙方的接觸，這中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新的含義。當然這有新的含義，就是除了兩黨之間的接觸外，我們也歡迎一切反對臺獨、愿意和平統一的臺灣的其他的政治力量進行接觸。

　　對于《人民日報》記者提出的給農民“打白條”的問題，李鵬轉請朱镕基來回答。朱镕基斬釘截鐵地回答：“現在農產品收購已經存在‘剪刀差’，農民已經吃了虧了，連這點錢都不給他，是不能允許的。”

　　大約在問答進行到第10個之時，李鵬在臺上給周覺遞了一張條子，問他是不是快要結束了。周覺感到會場氣氛熱烈，走到李鵬旁邊低聲說，建議還可以多問兩個問題。李鵬同意了。周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李鵬可能是感到，一年一次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不容易，“不要讓他們失望才好”。

　　總理記者會總共進行了一小時零五分鐘。

　　記者會結束后，大家一起回到相鄰的河南廳休息，輕松地談論著各自的感受。李鵬也愉快地笑著說：感謝在座的同志，你們辛苦了。

　　1994年，八屆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后，李鵬在記者招待會的結尾，舉起了酒杯，向記者祝酒。

　　1995年，八屆人大三次會議增選了吳邦國和姜春云兩位副總理。記者招待會上，7位國務院領導人站在一排，李鵬介紹了新當選的副總理。

　　1996年和1997年，并非換屆之年，也沒有人事變動，李鵬沒有帶副總理，單獨出席了記者招待會。

　　八屆人大期間，兩會的日期從不定期走向了定期。

　　1993年的兩會是3月15日開幕的，以后每年提前5天，1994年是3月10日，1995年是3月5日，就此固定下來，延續至今(1997年為3月1日，是唯一的例外)。

　　“中國‘兩會’的新聞報道，現在已成為國內外媒體追逐中國新聞的重要平臺，‘兩會’結束后舉行的總理記者招待會，經過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其形式和籌備工作已基本固定下來。”周成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如果從1993年算起，到今年，總理記者招待會已是連續20年舉行(之前曾舉行過4次，1992年中斷)。20年來，它從未缺席，也不可或缺，且越來越變得像大片一樣，讓人期待。

（責任編輯：蒙昌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