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屬于溫帶大陸性氣候，干旱少雨，氣溫較低，晝夜溫差大，日照時間長，年平均氣溫6℃-10℃，年均降水量約36毫米-200毫米，年蒸發量卻高達2000毫米-3500毫米以上。但是，祁連山脈的冰雪融水順著由南而北逐漸下降的地勢形成了大大小小50多條河流，匯集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內陸河先秦水系，在祁連山北麓山前沖擊帶及河流沿線形成的片片綠洲，就成為河西一帶先民生息繁衍的重要場所，考古發現的史前遺址大多位于這些地帶。考古資料表明，至遲在新石器時代，河西走廊已經有了較為發達的原始農業。這從河西走廊發現的眾多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四壩文化和沙井文化遺存，可得到印證。

　　一

　　馬家窯文化廣泛分布于黃河上游的甘、寧、青地區，其年代從公元前3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延續時間長達1000多年，可分為馬家窯、半山和馬廠三個類型。就其年代而言，馬家窯較早，半山次之，馬廠最晚。這三個類型的遺存在河西走廊地區均有發現，但分布很不均衡，河西走廊東部的武威地區明顯多于中、西部的張掖、酒泉。總體而言，馬家窯文化遺址廣泛分布在河西走廊天祝、古浪、涼州、民勤、金昌、永昌、山丹、民樂、甘州、高臺和肅州、金塔等地，尤其是在今酒泉市東南60公里處祁連山北麓豐樂河東岸臺地上發現的馬家窯文化照壁灘遺址，突破了以往關于馬家窯文化馬家窯類型最西止于武威的認識。

　　張掖西城驛遺址一期，年代距今約4100年-4000年，屬于馬廠晚期遺存，其房屋均為半地穴式，出土有陶器、石器、骨器和玉器，還有粟、黍等炭化作物和少量煉銅爐渣。根據對永昌鴛鴦池新石器時代馬廠類型151座墓葬的發掘情況來看，出土的器物有石器、骨器、角器、陶器和各種質地的裝飾品，尤以陶器為最多。其中生產工具既有大型磨光石器，如石磨盤、磨棒、石錛、石斧、石刀，也有為數不少的細石器、骨器和骨石復合工具，還有陶器（如陶紡輪）和打制的有肩石斧；磨制石器大多質地堅硬，刃部鋒利，且有2-3個鉆孔，便于挖土翻地、砍砸樹木、收割和打碾糧食。說明當時的人們過著以農業為主的生活，同時飼養豬、狗、羊等家畜，制陶業已很發達。在該遺址M134中，還發現了內裝粟粒的高達70厘米的大陶甕。據推算，這件大陶甕可裝粟66.9公斤。如果沒有發達的農業生產，就不可能有這樣大容積的器物出現。在該遺址M69和M153中，還發現了類似于酒杯的小陶杯，說明當時的谷物除供人們食用外，還用來釀酒。

　　二

　　齊家文化因最早發現于甘肅廣河縣齊家坪而得名。主要分布在黃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和西漢水等流域，寧夏南部和內蒙古西部也有零星發現，其年代約為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600年。

　　齊家文化在河西走廊主要在武威一帶，在張掖西城驛二期也發現了齊家文化遺存，其中武威皇娘娘臺是一處典型的齊家文化遺址，出土了包括生產工具、生活用品、卜骨和裝飾品等在內的各種遺物。其中石制生產工具數量龐大，約有1000件，大多采用硬度較高的石料磨制而成，器形規整，刃口鋒利；粗糙的打制石器已基本絕跡。這些磨制石器，既有翻土耕種用的斧、鏟和加工制作工具用的錛、鑿，也有收割莊稼的刀、鐮，還有加工谷物的杵、磨盤和研磨器等，說明從耕種、收獲到加工用的各種工具，都較馬家窯文化時期更為齊備。張掖西城驛一、二期遺存發現了粟、黍、小麥、大麥等多種農作物炭化籽粒，其中一期為馬廠晚期遺存，年代為距今約4100年-4000年；二期文化內涵豐富，既有馬廠晚期遺存殘留，也有馬廠晚期向四壩文化過渡的遺存，還有齊家文化遺存，年代為距今約4000年-3700年；其中在二期遺存發現的小麥和大麥，年代距今4000年前后，早于距今3500年前后的民樂東灰山遺址所出標本，是迄今為止河西地區所見小麥、大麥出土數量最多、年代最早的。

　　在皇娘娘臺遺址出土了大量牛、羊、豬、狗、鹿等家畜和野生動物的骨骼，還有錐、針、鏟、鑿、鏃、叉等骨制工具和骨簪、骨珠等裝飾品及各種卜骨，反映出畜牧業在當時人們的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

　　三

　　四壩文化因首先發現于山丹縣四壩灘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山丹、民樂至玉門、瓜州一帶，包括張掖（今甘州）、高臺、金塔、酒泉（今肅州）等地，其最東可能進至武威一帶。其典型遺址主要有玉門火燒溝、酒泉干骨崖、山丹四壩灘、民樂東灰山、民樂西灰山、張掖西城驛三期遺存、玉門沙鍋梁和安西（今瓜州）鷹窩樹等。這些遺址所出器物不僅數量大、種類多，而且石器、骨器、陶器與銅器、金銀器共存；但銅制工具僅限于小型的刀、錐等物，農業生產工具主要還是石器，計有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有肩石斧、凹腰石斧、石刀和磨制的石刀、石斧、石鐮、石錛、石鑿、石鏃、石臼、石球、石磨盤、石磨棒及穿孔石鋤等，雖然制作粗糙、打磨簡單，但從墾殖、收割到打碾加工，各個環節所需工具一應俱全，足見農業生產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考古工作者曾數次在民樂東灰山遺址采集到小麥、粟、稷等多種農作物炭化籽粒，經鑒定為人工栽培作物；張掖西城驛三期遺存中也出土了炭化作物；在玉門火燒溝遺址還發現貯存粟的大陶罐，一些器物表面殘存有麻類紡織品的痕跡，則進一步說明四壩文化時期已經掌握了栽培小麥等的技術，并已種植粟、麥等多種農作物。

　　四壩文化的墓葬形制結構各不相同，隨葬品也多少不等，多者有19件，少者只有1件，有些則是沒有任何隨葬器物的空墓，顯示出明顯的貧富和等級差別；隨葬品中既有陶、石、骨器和金、銀、銅器，也有馬、牛、羊、豬、狗、鹿等家畜和動物骨骼，其中以羊、豬數量最多，有的墓葬隨葬羊多達44只，足見畜牧業也很發達。

　　根據酒泉下河清遺址發現四壩文化疊壓在馬廠類型之上的地層關系和干骨崖四壩文化墓葬的填土中有馬廠類型彩陶片的情況，以及火燒溝遺址標本測定的前1950年-前1430年的絕對年代判斷，四壩文化晚于馬廠類型是可以肯定的。尤其是張掖西城驛遺址的發掘，進一步明確了馬廠晚期——西城驛二期遺存——四壩文化這一完整的地層關系。從四壩文化遺址的出土物分析，是以旱作農業為主，兼有飼養并進行冶金等手工業生產活動的半農半牧類經濟形態。只是由于地理位置和生態環境的不同，在不同地區也有偏重農業、畜牧或狩獵的差異。但就其建筑遺跡和隨葬器物來看，四壩文化的居民已有較為穩定的定居生活。

　　四

　　沙井文化因最初發現于民勤縣城西南25公里的沙井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石羊河、金川河下游沿岸和湖泊沿岸的民勤綠洲與永昌盆地之間，代表性遺址除民勤沙井，還有永昌三角城、蛤蟆墩和柴灣崗等，從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前后延續時間很長，其樹輪校正年代為前1310年-前409年之間。

　　沙井文化遺址出土器物有石器、陶器、木器、骨器、角器和銅器、金器、鐵器等。石器中打制和磨制兼備，主要器型有石斧、石刀、石球、石杵、石臼、石磨盤、石磨棒等；陶器種類簡單，缺少變化，且均為手制，工藝較粗。大多為夾砂紅陶，多加羼和料，泥質陶極少見。器物主要有罐（單耳、雙耳和平底罐等）、鬲、壺、豆、盆、碗、杯、紡輪和陶球等，多由泥條盤筑或捏塑而成，故器形不甚規整。隨葬品以動物骨骼居多，每座墓中幾乎都有牛、馬、羊頭骨和蹄趾骨隨葬，在柴灣崗遺址的一些房子內，發現有儲藏谷物的小窖穴；在三角城遺址也發現一批窖穴，個別窖穴坑內還有殘存的谷物遺跡。

　　由于沙井文化內涵極為復雜，對其性質尚有分歧。或認為沙井文化有大量殉牲的牛、馬、羊頭骨和驢蹄趾骨，其中以羊頭骨最多；隨葬器物有大量青銅牌飾、綠松石珠、骨珠和骨牌等，青銅器形制與鄂爾多斯青銅器等相似，沙井文化的分布地區、文化特征以及延續時間又與月氏在河西的駐牧區域、文化屬性和活動時限相符。因此，沙井文化就是月氏的遺存，其社會經濟以畜牧業為主；沙井文化遺址中發現大量箭鏃、箭桿、弓弭、彈丸和眾多的石球、陶球，表明狩獵在當時經濟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至于墓葬中發現谷物和諸如磨棒、磨盤、石臼、石杵等糧食加工工具，則表明沙井文化有一定的農業經濟。也有學者認為，沙井文化中雖然含有眾多游牧文化因素，但總體上仍是以定居農耕生活為基調的文化。至于沙井文化的主人是誰，目前尚難確定。但從其住地已出現城郭（三角城）來看，沙井文化不可能屬于大月氏。還有學者認為，沙井文化的居民雖已形成相對穩定的聚落，從事一定規模的農業生產，種植一定的經濟作物，并從事狩獵活動，但其生產方式仍然是以畜牧業為主，豢養的牲畜主要有羊、馬、牛及個別驢、駱駝，其居民主體應是羌戎。因此，沙井文化是在當地羌戎原始文化基礎上，受北方草原文化影響而形成的獨具特色的青銅文化。

　　研究表明，沙井文化中農業和畜牧業因素并存，且各有其明顯的特征。從沙井文化遺址中發現谷物和骨、石、銅、鐵制的農耕生產工具及石磨盤、磨棒、石臼、石杵等糧食加工工具來看，沙井文化已有較為發達的原始農業；該文化遺址中發現眾多小件銅器又具有濃厚的草原文化氣息，隨葬品中大量動物和家畜骨骼及箭、鏃等狩獵工具，反映出畜牧和狩獵在當時人們的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單純強調農業經濟因素而忽視畜牧業發展，或者過分突出畜牧業而無視農業生產的重要影響，都是片面的。誠然，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流動性，但這并不等于游牧民族沒有相對的定居點；定居的農耕生活并不排斥畜牧和狩獵。事實上，人類早期的生活往往是農牧、漁獵經濟兼營并重，互為補充。雖然沙井文化已進入銅器時代，生產力水平已有較大提高，但整個社會經濟仍然是農牧并重，我們姑且將其稱為半農半牧經濟。

　　內容各異、各具特色的文化遺存遍布河西各地，說明早在新石器時代，河西先民已在這里生息繁衍。雖然由于地理環境和時間先后的差異，其文化內涵不盡相同，但農業和畜牧（家畜飼養）在當時人們的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們通過種植粟、麥等農作物，創造了較為發達的原始農業，同時還馴養家畜。這些文化遺存，既吸收了周邊民族的文化因素，又具有明顯的地域特色；在族源、族屬上表現出多元民族結構，在生產和生活方式上，也是農牧業并存，兼有漁獵。這固然與地理環境有關，但民族成分復雜也是重要因素。因此，河西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區，并非虛言。河西走廊不愧是一條歷史悠久的文化走廊。（特約撰稿人 高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