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輩子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把大足石刻‘搞熱鬧’了。”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首任館長郭相穎說。今年已85歲的他白發蒼蒼，重慶口音濃重的話語里飽含對大足石刻的深情。郭相穎37歲時與大足石刻結緣，從無水無電獨自守山，到見證大足石刻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他陪伴大足石刻已達半個世紀之久。對此，郭相穎總結道：“中國石窟寺保護70年，我在其中50年，可謂酸甜苦辣都嘗過，十事九成無遺憾；來世若有擇業時，再臥青燈古佛前。”

　　結緣——

　　23.25米的手繪石刻長卷

　　1974年春天，當了10年教書匠的郭相穎被調至當時的大足縣文物保管所。那時大足石刻寂寂無名，大部分重慶人都不知道大足縣里還有這樣一份瑰寶。

　　當地人以為郭相穎是“被貶”至此，把他看作“守菩薩”的人。“我一個人背著一個小鋪蓋卷，順著爛泥路到山上去，那時候文物保管所周圍沒有住戶，條件艱苦，每天要擔起水桶，去有清水的地方接水。有時早上洗臉的水，還要留到晚上洗腳。吃飯的柴米油鹽，也都要自己從城里背上山。那種情況下，文物所僅有的兩個同事各守一座山頭，真有點‘青燈古佛旁’的凄涼。”回憶起當初的日子，郭相穎打開了話匣子，“但上山后我就‘生根’了，我能留下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石窟里雕塑的藝術感染力。”

　　旁人眼中難以忍受的艱苦寂寞，卻讓郭相穎無比快樂。他年輕時就喜歡畫畫，精美的石窟雕塑對他具有極強的吸引力，也給了他極大的動力。每天早上，郭相穎都習慣在北山石窟走一遍，巡查石像是否有損壞。久而久之，一開始對大足石刻也不甚了解的郭相穎，對大足石刻產生了深厚的感情。“這些石刻是什么年代鑿的？背后有些什么故事？”郭相穎說，當時自己心里一直在琢磨這些。

　　大足縣文管所保存了3本舊書——《簡明佛學辭典》《佛學大綱》《大足石刻志略》，紙張已經泛黃，墨跡也暈染開了，卻成了郭相穎了解石刻的啟蒙讀物。讀完之后，郭相穎為大足石刻感到特別委屈，他在北山安定下來，這時，他心里已經有了一個夢想，那就是讓全世界都認識大足石刻。

　　目標遠大，始于足下。1980年，國家文物局要求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建立“四有”檔案，其中一條就是要有圖像資料檔案。這可難壞了郭相穎，沒有相機也沒有測繪儀的他們，只能采用最原始的辦法——手繪。1米長的木直尺、斷掉的20米皮尺，成為郭相穎和同事僅有的工具。但他和同事不辭辛苦，白天爬上爬下地丈量換算，晚上再借助油燈的光亮繪圖。當時點的是煤油燈，郭相穎的鼻孔都被熏黑了。

　　3年多的時間里，他們一筆一畫地繪出了一幅23.15米的長卷，包含北山石刻、寶頂山石刻等所有重要的石刻造像。此時的郭相穎沒有想到，這幅手繪長卷會成為未來大足石刻申遺的大功臣。

　　申遺——

　　“管了5萬多石頭人”

　　1984年，郭相穎升任大足縣副縣長，分管文化、旅游、城建、宗教等方面的工作。6年后，縣里干部調整之際，他卻請求回縣文管所工作。他的理由只有一個：竭盡全力幫助大足石刻申報世界遺產。

　　當年，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成立，郭相穎成為首任館長，與石刻再續前緣。他開玩笑說，自己這輩子是“管了5萬多石頭人”。

　　申遺工作加快推進，而文物區環境質量是否達標，是申遺成敗的關鍵。為此，郭相穎推動開展廣泛宣傳，讓群眾對環保搬遷工作予以理解和支持。18個單位、125戶居民為保護文物搬遷，保護范圍內臭氣熏天的水池、雜亂的攤位、污染嚴重的豬圈得到徹底整治。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舉行的第2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大足石刻迎來了申遺最重要的時刻。作為申遺代表團一員，坐在現場的郭相穎心情緊張。有國外與會專家發問，“大足石刻”和“寶頂山”是不是一個項目？眼看審議就要受阻。

　　急中生智的郭相穎拿出親手繪制的長卷壓縮版，來證明大足石刻的價值。最終，與會專家得出統一結論：大足石刻不僅藝術水平高，而且數量很多。以寶頂山、北山、南山、石門山、石篆山“五山”為代表的大足石刻，最終申遺成功，正式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一刻。”郭相穎說。

　　如郭相穎所愿，大足石刻成功申遺后，國家文物局以及重慶市相關單位持續加強對其保護利用的力度，包括開展煤改氣、排污系統改造等環保工程；頒布實施《重慶市大足石刻保護條例》，為大足石刻保護利用提供有力的政策法規保障等。

　　堅守——

　　把“老古董”變成“新文化”

　　郭相穎的腳步依然沒有停下。“要為大足石刻工作一輩子”是他的信條，也成為他的人生注解。退休后的他，依然在研究石刻，發表了不少關于大足石刻的文章，成冊出版的書就有兩本。

　　研究了石窟藝術一輩子，郭相穎仍有遺憾，他認為“國寶不少、欠賬太多”。談及目前國內石窟保護面臨的困難和挑戰，郭相穎一針見血地指出，目前石窟保護的一大短板就是石刻的風化。“石刻面積又大又廣，暴露在自然環境中。石窟藝術跟保存在博物館的藏品大不一樣，純粹的庫房管理、陳列式的保護手段遠遠不夠。”郭相穎建議，應從歷史的根源上去研究究竟需要什么樣的“保持原貌”，可以認真評估新材料在文物保護中的應用。

　　“現在國家對文物越來越重視，從事文物工作環境和條件也越來越好了。現在我們大足石刻研究院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多得很，他們受的教育比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好得多。”郭相穎感慨，時代在進步，政府對文物保護利用的投入不斷加大，成效顯著。據介紹，近年來，大足石刻升級安防系統，實現了寶頂山等重要區域的全方位視頻監控覆蓋；建成大足石刻監測預警中心，實時采集大足石刻所處環境的氣象、微環境、巖體穩定性等18項監測數據，對大足石刻進行“日常體檢”，以大數據支撐文物保護，由“搶救”逐漸轉向“治未病”。

　　“之前凡是有大學生來，我首先就讓他上山。我說：‘你先上山去，把你工作的對象認清楚了。’這個做法現在也繼承了下來，新來的同志會去文物點，實地親身體驗文物保護。”郭相穎給新人提出的學習任務，一直被沿用至今。郭相穎還常常對年輕同志強調：“做文物工作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板凳要坐十年冷，搞文物工作要踏踏實實。有時查資料、查文獻，一個字就要耽擱一兩個月，切忌浮躁。”

　　最近熱播的大型文化綜藝節目《萬里走單騎》中，郭相穎帶著中國文物學會會長、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單霽翔走進大足石刻北山，領略大足石刻的美。郭相穎說：“我這一輩子能從事文物工作，能守著大足石刻，見證它從默默無聞到為世界所知，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令人自豪的事。我們這一行，是把‘老古董’變成‘新文化’，要講好大足石刻的故事，講好中國的故事。文物對于文化自信很重要。要曉得中國從哪里來，就要學習古代的歷史，而這些必須要用文物來證實。文化遺產不僅生動述說著過去，也為我們傳承文明、構建未來之路奠定了基石。”

　　如今大足石刻景區的游人如織，離不開遺跡守護者們數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奉獻和對中華文化的堅守。郭相穎正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五十年如一日初心不改，傳承的是五千年文明的精華，還有五千年文明留下來的精神。

　　（記者 李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