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倒的叫好中，國人普遍接受了《舌尖上的中國》傳達的價值，這個通過美食勾勒出的中國，輕而易舉地超越了因地域、階層和貧富造成的歧見，取得了罕見的共鳴。　

　　這是一部很難讓人去批評的紀錄片。一邊倒的叫好中，國人普遍接受了《舌尖上的中國》傳達的價值，這個通過美食勾勒出的中國，輕而易舉地超越了因地域、階層和貧富造成的歧見，取得了罕見的共鳴。　

　　誠然，有人說，吃是最容易把這個族群聯系起來的一件事。不過，吃本身卻在現實中分裂。　

　　至少一個被食品安全問題展示的舌尖上的中國正在日常社會新聞中被放大，也許還有另外的中國。現實中，總導演陳曉卿像每個普通人一樣對此無法回避，但在紀錄片的世界里，他辟出了另外的向度：“這部紀錄片里有一點是值得思考的：中國的土地上仍然有人在吃著健康、綠色、質樸的食物，這些東西大都來自鄉野。”　

　　還有不少瑕疵，但貴在接地氣　

　　黃哲沒記住美食，卻記住了那些勞動者的生活和他們的笑容。他已經無法認同將其簡單地歸為美食紀錄片，“那真的是一部社會紀錄片。”　

　　5月14日上午，陳曉卿發了條微博，“今晚沒事都看看吧。不難看，真的。”他附上了《舌尖上的中國》的海報和片花。　

　　熟悉陳曉卿的人知道，除了制作紀錄片，他最大的愛好就是品嘗和研究美食。除了經常出入《讀庫》主編老六組織的老男人局，他還在《Time　Out》中文版、《天下美食》等報刊開設了美食專欄。讀過他那些美食記憶文章，你或許能從他這句“不難看”中基本判斷出這應該是這個京城著名“吃貨”的得意之作。　

　　當晚10點半，第一集《自然的饋贈》在央視一套播出。畫面首先把觀眾帶入蒼茫神秘的香格里拉原始森林，藏族姑娘卓瑪在山林里找尋同樣神秘如精靈般的食物——松茸。　

　　雨季過后，松茸瘋長。為了得到這種保鮮期只有兩天的珍貴食材，卓瑪和媽媽凌晨3點就出發，穿過村莊，步行走進30公里外的森林。憑借經驗，她們準確地在厚厚的松針覆蓋下找到松茸。為了延續這一自然的饋贈，松茸出土后，她們會把菌坑掩蓋好，以免菌絲被破壞，而這是藏民一直恪守的規矩。　

　　“這種敘事方式顛覆了我對國內紀錄片的印象。”黃哲是央視紀錄片頻道的忠實觀眾，他覺得國產紀錄片早已落入窠臼，“大段的畫外音、專家訪談、人物記述，強迫你接受一些東西，就像是灌輸，但這次不同，切口更小，故事也更溫情，像之前播的韓國紀錄片《面條之路》。”　

　　當然陳曉卿也一直很鄙夷這樣的方式，雖然自封“婚紗攝影專業”畢業，但他歷來不習慣在紀錄片里讓所謂專家來指指點點，“不需要去引導觀眾”，只是擺事實，不講道理。　

　　更苛刻的紀錄片觀察者以為這部片子整體質量并不算高，還有不少瑕疵，但貴在接地氣，以至于在豆瓣上還能得到9.6的高分。　

　　“原以為是一期美食地圖、吃貨圣經，不承想是一次秘境探幽，每一集都強烈地刺激著自己的味蕾和好奇心，恨不得馬上跑到這令人產生無盡遐想的地方去一探究竟！”有人在網上道出了其中玄機。　

　　純粹的“吃貨”自此每晚蹲守在電視機前幫它提升收視率，等“諾鄧火腿”、“酸筍”、“魚頭泡餅”、“醉蟹”、“岐山臊子面”都齊齊閃過時，面對高清攝像機拍下的精致畫面，他們一邊流著哈喇子，又一邊流著眼淚。　

　　“看到挖藕人行走在淤泥里，養家糊口非常艱辛，真的很讓人感動，而那種原汁原味的鄉土中國畫面撲面而來，更讓人熱淚盈眶。”黃哲沒記住美食，卻記住了那些勞動者的生活和他們的笑容。他已經無法認同將其簡單地歸為美食紀錄片，“那真的是一部社會紀錄片。”　

　　勾起了每個人的鄉愁　

　　“《舌尖上的中國》成功的地方并非展示了中國的美食文化，更多的是一種濃濃的鄉愁。”　

　　陳曉卿對看漲的收視率頗為滿意：“平均收視率有0.5%，高于同時段的電視劇，最高一集的第四集達到了0.55%的收視率，這個水平已經和BBC的紀錄片差不多了。”　

　　這個紀錄片人一直瞄準的就是《國家地理》、Discovery和BBC紀錄片，這次大獲成功，他并不意外，因為“主題比較接地氣，題材比較討好觀眾”。　

　　讓這個“美食活地圖”去拍一部關于美食的片子確實游刃有余，但以“吃貨”的標準去衡量他的成果無疑過于膚淺。“如今有許多令人食欲大增的美食節目，我們的節目則別出心裁，試圖呈現更多有關菜肴的文化元素，如飲食習慣和飲食道德。”他說。　

　　對片子的制作技術、思想立意陳曉卿都自信滿滿。吃只是起點，而非終點，他覺得自己準確地扣住了大眾的命門。　

　　在陳曉卿看來，“吃”恰恰是最具“中國特征”的一點，就像中國人善于吃苦，苦瓜、陳皮都能被加以食用，食物體現了這個東方民族獨特的生存哲學。　

　　“你可以不是‘白富美’,也可以不是‘高富帥’,但肯定能做一個普普通通的吃貨。”有人用時髦的語言重新定義了“吃”對國人經久不衰的號召力。　

　　朱磊(化名)在美國做一年期的博士交流，他在社交網站上轉發了“舌尖體”的段子：“入冬了，緬因州人民吃了一次麥當勞1號餐，遠在千里之外的南國佛羅里達人民更喜歡2號餐，而遠離大城市的田納西山區中的山民吃了個3號餐，而同樣處于海邊的加州人民卻更喜歡4號餐。”　

　　在太平洋東岸呆半年了，他感慨西餐真是“弱爆了”，他喜歡這種揶揄，“與西餐的簡單粗淺相比，或許復雜的中國菜能很好地幫助我們克服文化上的自卑感。”這位分析哲學在讀博士研究生不忘借此憑吊一下國內許多學術研究領域的沒落。　

　　朱磊喜歡親自動手，這也是迫不得已。為了解一下魚香茄子的饞，他只能托有車的朋友去中國超市搜集材料。他發現，身邊幾乎所有的中國留學生在國外生活一段時間后，都能鍛煉出一手好廚藝，而一頓中餐也是最容易把大家聚攏在一起的辦法。　

　　“舌尖體”可以運用在活生生的現實。從踏進湖南郴州的高速公路工地上起，白菜湯面就成為周新勇和工友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早飯，午飯，晚飯，一頓不拉。　

　　從一所普通大學畢業后，80后的周新勇隨工程隊四處“游擊”，妻子在另一個城市打拼，小兩口生活的艱辛讓他時不時猶豫是否要回老家。他懷念小時候在鄂西山地放牛時，爺爺用桐樹葉包著燜出來的“口水雞”。　

　　食物在激發著每個人內心的欲望，味覺的固執像是一種維系，有人稱之為比永久還久，著名網友五岳散人在看了《舌尖上的中國》后，一語點破：“(它)成功的地方并非是展示了中國的美食文化，更多的是一種濃濃的鄉愁。”　

　　主角并非食物，而是人　

　　“人如其食，食物總是與人聯系在一起。紀錄片里那些生動鮮活、令人垂涎的影像背后，是反映了人們生活環境和生活態度的親身經歷。”　

　　《舌尖上的中國》成了一個文化現象，但陳曉卿并不認同外界對片子的“過度”闡釋，“這就是一部介紹吃的片子，別拔太高了。”　

　　在前后一年多的制作歷程中，30多人的拍攝團隊輾轉70多個地點取景，足跡延伸到包括港澳在內的全國多個地區。為了順應食材生長制作的時節，他們的拍攝計劃也得根據自然規律按部就班。　

　　不過，每一集的主角并非食物，而是人。這表現了陳曉卿派紀錄片一貫的堅持。　

　　就像拍汶川大地震，他就堅持拍受災群眾，拍那些真正被災害折磨的人的故事。而這在當時的語境下并非主流。　

　　“人如其食，食物總是與人聯系在一起。紀錄片里那些生動鮮活、令人垂涎的影像背后，是反映了人們生活環境和生活態度的親身經歷。”陳曉卿的思路還是沒變。通過人，他說他想展示的其實是東方人的生活價值觀，那些由食物給國人的生活帶來的儀式、倫理、趣味等方面的文化特質。　

　　傳遞出飲食以外的價值，陳曉卿目的很明確，以至于在每集的結尾，又自顧自地運用旁白去拔高主題，畫蛇添足之嫌遭人詬病。　

　　“看這個片子流口水，是第一個層面的觀眾；而第二個層面是普通人的情感，是導演要表達的價值觀。”除此之外，執行總導演任長箴以為還有一個更深的靈魂層面。　

　　她認同《三聯生活周刊》副主編李鴻谷說的：“你把它視為對現代文明的一種反抗，以及漠視，也是準確的。偉大的農耕文明，才創造出中國人的味覺享受，并可上溯到家國情懷。”　

　　“總說鮑魚燕窩，就沒意思了。”任長箴要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有些甚至普通到遠離了現代。　

　　而陳曉卿的美食經驗具有更切實際的指導意義，他一向認為“美食不是技術，絕對來自民間”，就像自己在北京吃過的一些路邊攤。這并非玩世不恭，他一再強調自己是帶著感情和敬畏在拍。　

　　有個編導特別喜歡香格里拉，于是就去拍了卓瑪母女倆采摘松茸的情景，采完后，她們埋好菌坑讓松茸繼續繁殖……　

　　陳曉卿的團隊刻意捕捉這樣的細節，他說：“食材無上下之分，(《舌尖上的中國》要)謳歌勞動者，敬畏自然，感恩生活。”　

　　這部紀錄片在傳達著一種對待食物的原始態度。　

　　查干湖捕魚時，人們進行了古老的祭祀，祈求神靈的賜予，村里最負盛名的魚把頭70多歲了，他親自督戰，而漁網的網眼都在6寸以上，保證小魚可以輕松漏網，繼續生長。　

　　湖北淡水湖里的挖藕人則等著一年一度的水漲水落，用辛勤的勞動來獲取大自然的饋贈。在諾鄧，村民用傳承幾百年的古法熬制井鹽，火腿要腌制三年之久才能面世。在香港，和興臘味家為保證品質，臘腸全部用手工制作，僅僅是腸衣就要存放一年以上才能使用。　

　　對自然法則的遵守正在被工業化倒逼到了社會邊緣。近海的漁業資源被捕撈殆盡，廣西東興市江平鎮只剩下了最后五位會傳統高蹺捕魚的人。　

　　“好像越高度工業化，食物就越粗陋，越是農業比重高的地方，食物就種類繁多。”朱磊膩味了快餐，覺得自己是被拖入到了工業化社會里，他懷念媽媽以前用手推磨磨出來的醇香豆漿，但即便在偏遠的農村，手推磨也早已被豆腐機、豆漿機替代，那種兒時的味覺只能留在記憶里。　

　　紀錄片與現實，哪個更真實　

　　“在這個世界上，掌握話語權的人不是縣城里的人，更不是山上挖筍的人。那些做豆腐的，挖藕的，采松茸的，根本都不知道微博是什么。真實的世界沒那么喧囂，而是默默存在著，你只有走近才能看見。”　

　　工業化并非美食的敵人，在陳曉卿看來，“不是所有傳統的東西都是健康的，其中有很多不可避免地要被淘汰。”　

　　但他還是盡量避開了工業流水線，盡管他的團隊去拍過粽子廠的繁忙景象。　

　　“我們曾經想拍攝幾個品牌的水餃生產線，但幾乎是剛聯系妥一家，馬上就發生了食品安全事故。連續找了兩三家，都是如此，最后只好放棄了。”他說。　

　　然而這部關于美食生活的紀錄片難以擺脫當下食品安全的陰影，而它越是光鮮明亮，越讓人感覺到與食品現狀的強烈反差。　

　　在這部紀錄片開播時，復旦大學碩士生吳恒創辦了一年多的食品安全網站“擲出窗外”也迎來了一波訪問高潮，吳恒不得不更換瀕臨癱瘓的服務器。在收集了2004年至2011年各類關于食品安全問題的新聞報道后，他悲觀地得出了中國人“易糞相食”的結論。　

　　對身邊存在的有毒食品，陳曉卿不可能不關注到。人們以為《舌尖上的中國》太美了，美得太不真實，陳曉卿應該拍另一版本：第一集《化工行業的禮物》；第二集《漂白劑與三聚氰胺的故事》；第三集《吃遍元素周期表》；第四集《明膠的秘密》；第五集《地溝油提純與精煉》；第六集《“無毒”的農藥》；第七集《我與白菜有個約會》；第八集《我們不怕不怕了》。　

　　推特網友@cnsms都寫好了開場白：“冬天來了，當我國東南的XX人民用藍礬為韭菜保鮮時，華北平原上XX的人民正忙著把舊皮鞋做成膠囊。不遠的XX,人們用蘇丹紅加工出紅心鴨蛋。XX省的人民喜歡在白菜中加甲醛，XX省的人民則喜歡在豆芽里加一些亞硝酸鈉。而全國范圍內，美味的地溝油正風靡神州大地。”　

　　“那時(紀錄片立項時)，食品安全問題還沒有現在這樣嚴峻。我無法預知今年的情況。”面對如此尖銳和復雜的問題，陳曉卿也無法給出解答。　

　　任長箴稱，她只是想找到社會中最溫暖的東西。“到底什么是真實的？”她覺得，或許那個充滿負面新聞和批判性的社會，才是真正的不真實。　

　　這只在一念之間。她說：“在這個世界上，掌握話語權的人不是縣城里的人，更不是山上挖筍的人。那些做豆腐的，挖藕的，采松茸的，根本都不知道微博是什么。真實的世界沒那么喧囂，而是默默存在著，你只有走近才能看見。”　

　　也或許這都不是真實的中國，而北京市民張貴春則直接越過了這些討論。在紀錄片的最后，他把自己的夢想種在了都市的屋頂上，那里，他耕耘著一片菜地，像個自在的農夫。　

　　還有人卻沒有如此自給的能力，他們繼續執著地分析，覺得在這小小舌尖上，有饕餮的中國，有化學的中國，還有……記者 龔海

（責任編輯：韓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