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高校農學專業大二學生王夢麗，第一次開直播是在運動會上，只是拍學校操場、不露臉，就收到了85元打賞，能頂她3天的伙食費。之后她在宿舍開播，每次跟網友聊天1小時，一個月后的一天晚上，一位第一次進她直播間的網友，給她刷了3個價值1000元的禮物。

并非所有人都有她的好運氣。比如地理與信息科學專業大三學生張欣然，第一次開播是在MCN公司的小格子間里，她每天播四五個小時，下播已經是凌晨，她用洗手液卸妝、睡在公司的沙發上，第二天再趕回去上課，“(老師)講的什么都不知道”，一個星期只賺了100多元。

像他們一樣，一部分大學生正在嘗試娛樂類直播，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特別的才藝，把日常生活作為直播素材，在鏡頭前刷牙、戴美瞳、磨指甲，或者捧著飯盒吃麻辣燙。安徽某高校表演專業的學生發現，在操場的校園招聘展臺，MCN公司會熱切地給他們遞上傳單，邀請他們做團播。山西某高校的輔導員發現，每年新生季，假期還沒結束，就有“學長”“學姐”在校園里直播介紹學校，實則在幫學校附近的店鋪引流。

但在學生時期“做主播”沒有想象中簡單。一位接觸過幾十位大學生的娛樂直播運營張亮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部分大學生主播“急于提升自己的收入，完全沒有任何職業規劃”，甚至有人一學期掛科七門、想要退學專職做主播。他認為大學生應當充分認識直播收入的不穩定性，理性選擇未來職業，“大學時期本身作為校園環境與社會環境的過渡階段，過于將重心投入互聯網很容易造成學生與社會脫節”。

誘惑

王夢麗第一次站在鏡頭前是在一家漢服店，那時她才大一，主要工作是幫顧客穿脫漢服、清洗服裝，洗完的漢服有四五斤重，她一件件掛起來晾曬，一小時收入只有10元。一次偶然的機會，店里開直播，她被要求戴著口罩站在衣服旁邊，回答評論區關于服裝的問題。她說話活潑幽默，銷售額漲了不少，“可能我天生就是吃這碗飯的”。

王夢麗來自單親家庭，她想減輕家里負擔，上大學后干過各種兼職，發現自己“不怵鏡頭”之后，她周末去兼職直播賣團購優惠券，時薪漲到了50元。

后來，她開始在宿舍直播。最初，她看網友的“主頁”找他們感興趣的話題。她對著鏡頭微笑、擺弄頭發，分享一些生活里的瑣事，直播間最多同時在線七八十人。有人問她的年齡、學校和專業，“大家來看直播，是對校園生活有幻想，也是對我有幻想”。在那次一晚上賺了3000元之后，她從一個月播四次，到每天中午和晚上都播，有時甚至翹課直播。

有MCN運營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總結，宿舍主播的粉絲群體中44%左右都是18-24歲的同齡群體，而出手闊綽的“大哥”主要是31歲以上的企業白領。這和王夢麗的感受相似，在直播間和她閑聊的一般都是同齡人，“‘大哥’通常默默看，然后突然刷禮物”。王夢麗的直播間男性觀眾占比大，騷擾信息也會出現在私信和直播間。有“大哥”曾經暗示她，“雙非”學校“打工”沒有出路，“年輕漂亮才是最大的資本”。

為了“起號”，有學生告訴記者，她注銷過3次賬號，因為“新號會有流量扶持”。這些“技巧”是她從社交媒體上學的，網上針對大學生宿舍直播的“教學帖”越來越多，有MCN機構里的運營人員在帖子里給出建議，人設要“容易害羞”“乖巧可愛”，燈光建議“‘豆腐燈’(一種輕量化的便攜式補光設備——記者注)從下往上打，打鼻梁中間和脖子以下”，妝造要求臥蠶畫得明顯才“顯嫩”。“純真大學生女主播不會像社會上的主播那么油，那些‘大哥’也會放低警惕心”，一位直播運營這樣寫道。有運營在招聘帖里強調，“0違約金”“開播就賺錢”。

這些直播“低門檻”的論調吸引了不少急于用錢的大學生。地理與信息科學專業的張欣然想要嘗試直播，是因為她想去外地參加一個學科大會，但那段時間家人的生意出現問題，連生活花銷都需要貸款，她想要快速賺錢補貼家用，于是在招聘軟件上搜索相關職位，選擇了相對知名的MCN機構。

“我知道這是個販賣情緒價值的行業，但我覺得自己夠聰明，足夠應付。”張欣然第一次走進公司直播倉的一個小隔間，隔壁傳來女主播夸張的謝榜聲，運營在鏡頭前幫她調節美顏參數，給她挑選性感的、“可得性很強”的衣服。她有些僵硬地站在鏡頭前，一邊唱歌，一邊努力回想運營給她看的“思維導圖”，即如何根據粉絲的等級、年齡，說出對應的話術。

第一天她播了4個小時，到手20元。運營讓她回去抄寫“理論筆記”，熟練背誦向“大哥”要禮物的話術，例如“謝謝哥哥送的單車戀人，這是想干什么，要帶妹妹去兜風嗎？其實我很想去坐法拉利啦”。因為“跑車”的價值比“單車戀人”高。從小在學校就是“好學生”的張欣然形容自己是“做題思維”，每天下播后都會復盤自己的表現，總想第二天的收入能翻倍，“夢里都是直播的事情”。

黑洞

直播半年后，因為總是幾小時坐著不動，王夢麗感到腰疼，“感覺自己老了10多歲”。

直播久了，她對自己的臉愈發不滿意。“幾個小時都只能盯著自己的臉”，即使割了雙眼皮、買了之前不舍得用的高價護膚品，還會有人在直播間說她“駝背”“胖了”。有時連著播5個小時、嗓子“痛得冒火”，她仍會在鏡頭前保持笑容。

一開始王夢麗很怕同學和親戚看到自己在直播，后來一場直播觀看人數上了萬，“賺到錢了就沒什么不好意思”。有同班同學問王夢麗“如何起號”，同校也有人在平臺私信里請教她。

在一些大學生寢室，舍友之間還會“同行競爭”。王夢麗同寢室的室友也在直播，王夢麗一般會躲著室友播，因為如果觀眾看到宿舍里“都在直播”，“就沒有那種清純的感覺了”。室友比她開播早，但賺錢沒她多，王夢麗分析是因為室友在鏡頭前不夠松弛，“太像主播了”。為了獲得穩定流量，室友還簽約了MCN公司，每次直播要畫全妝，公司規定直播時不能吃東西、不能沉默超5分鐘，從第三個月開始室友被要求達到一定的業績流水，“達不到就不給發工資”。

在一些多人直播的宿舍，“撬大哥”是一種暗地里的競爭。有人會突然出現在正在直播的室友身后，觀察室友屏幕上的在線人數和音浪，或者故意跟室友互動，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濟寧學院教師教育學院的輔導員王欣欣是95后，她告訴記者，工作5年來，她處理過宿舍直播引發的矛盾，一位大二女生由于直播聊天持續到深夜，影響到宿舍其他成員的生活學習，宿舍內多次溝通無效，只能請輔導員出面協商直播時間。在王欣欣的調解下，這名女生答應直播最晚不超過晚上十點半；期末好好準備課程考試、暫時停播；直播過程中拉上床圍形成封閉空間、避免其他人“出鏡”。

除了宿舍內的暗流涌動，直播的收入也總是起起伏伏。今年10月份，王夢麗的直播收入下跌了75%，她本來想重新注冊賬號，結果有次她白天翹課開播，賺了4000多元。三四天過去，她又想打開攝像頭。她其實并不喜歡這種狀態，“如果賺不到錢，一想到占用的是寶貴的大學時光，就會更焦慮”。但是她總擔心現在不賺就“虧了”，“誰也說不準下個月賺不賺”。

一位已經放棄直播、目前正在準備考研的大四學生告訴記者，自己曾經嘗試了3個月的直播，第一個月只賺了10塊錢。到了第二個月，她開始覺得自己像個“客服”，“每天都在關心別人，根本沒人來關心我”。有次她播了一個半小時都無人問津，結果在下播前10分鐘賺了100元，那是她心情最好的瞬間，“等待果然是有用的”。但這種快樂只持續到了第二天開播前，一打開手機攝像頭，她又開始焦慮“能不能賺到錢”。

北京盈科(上海)律師事務所馮雨薇律師處理過不少大學生主播與MCN機構之間的糾紛。這些年輕主播常常向馮雨薇律師反映，他們開播三四個月幾乎沒有任何收入，也感受不到機構承諾的流量扶持，甚至形容“開播就像坐牢”。馮雨薇律師在實踐中發現，部分MCN機構采用批量簽約的模式，資源分配上往往“誰紅捧誰”，大量新人主播最終淪為行業“炮灰”。

在與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的交流中，馮雨薇律師進一步指出，盡管一些機構在簽約時承諾提供“保底工資”，但合同中往往暗藏隱形條款，例如“時長不達標不發放工資”“內容質量不合格不支付報酬”等，這些條款常被機構用作拖欠薪資的依據。更值得警惕的是，當主播因收益未達預期提出解約時，部分機構會轉而主張高額違約金，使得許多剛步入社會的學生主播陷入更為被動的法律困境。

積累

張亮告訴記者，很多人習慣了短期高回報的工作后，難以適應其他工作的節奏和薪資，“相當一部分在大學階段就開始直播的主播，普遍都會出現對現實社會的回避，如除旅游外平時極少出門，討厭與人社交，朋友變得極少等”。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鄭建在研究中發現，許多大學生在開始嘗試直播時并非出于理性分析，“對自身特質認知不夠，對網絡主播職業要求也不甚了解”。許多主播入行是出于主觀期待，沒有更細致考量崗位與能力的匹配，僅僅從高期待出發，“只看到自己擅長的，以及行業光鮮的一面。”她說。

某個以“高學歷”為品牌的直播公會的負責人告訴記者，即使是娛樂主播，高質量的直播內容背后是大量的時間精力投入。他們公會的主播大多是“985”“211”院校的碩博生，很少招募本科生。該負責人認為，一些本科生的閱歷較淺、認知不夠成熟，“很容易3分鐘熱度”。

她常常會告訴“高學歷”主播，學歷只是“人設”上的加分項，“你的努力程度，對職業的敬畏程度，鉆研反思能力，這些職業基本素質才能決定收入”。他們會根據主播本身的興趣和專業領域設計直播話題，公會有具身智能創業者、海外旅行博主等，會在連麥環節引申出社會文化議題的思考。她認為大學生主播應該更理性地認識直播行業，“不能在隨便開播的情況下，期待一個非常高的收入”。

一些留在直播行業的人認為，即使選擇直播，也不能只被流量邏輯裹挾。某985高校法學研究生李靜告訴記者，她喜歡法律的平和與理性，但出于家庭原因，她希望早些經濟獨立，畢業后就選擇了直播帶貨的工作。

作為主播，她認為自己的優勢是對于商品更深入的理解、對于平臺流量趨勢的預測，以及調動客戶消費欲望的技巧。當直播間一下涌入上千人，李靜會立刻精簡話術、爭取1分鐘內把產品介紹清楚，“要能接得住流量”。

李靜認為直播帶貨能給她“一線廝殺”的機會，在律所實習時，李靜總是在做“幕后”工作，“長期是個‘小透明’”。她也想要“拼殺”，想要“證明自己”，自稱“小鎮做題家”的她希望能夠站在“被看到的地方”。

但她也覺得直播帶來了不少情緒和身體上的消耗，每天播完四五個小時后，李靜總感覺“特別累”“特別餓”，凌晨一個人去吃火鍋，“靠大吃特吃緩解負面情緒”。她還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用詞習慣，比如生活中很少說“絕對”“第一”，因為直播間不能出現絕對詞，只能說“第某一”“絕某對”。

有時候李靜也會自我懷疑，讀那么多年書是不是一種浪費。但總有些時刻，她會感受到書籍的慰藉。她現在的工作是在旅游公司銷售團體游，有次直播介紹一條南美洲的旅行路線時，她講到曾經輝煌無比的秘魯印加遺址馬丘比丘，想到了中國的圓明園，想到了《百年孤獨》結尾那場摧毀一切的颶風。在鏡頭前分享這些故事時，她覺得自己“不像工具了”。

持久的快樂

“吃人嘴軟，拿人手短”，有時王夢麗也覺得錢掙得不夠“安心”。她總擔心自己的賬號播不長久，“天天說的都是流水賬，觀眾的新鮮感很快就會過去”。她也想拍短視頻，但拍視頻技術成本高，“而且直播前兩個月就能起號成功，但短視頻博主起碼要半年以上”。她還擔心如果去掉美顏和宿舍環境，自己“不夠漂亮”。

她最后下了決心，打算賺夠10萬元，就考慮做視頻，標題就叫“有點小錢的女大學生一天怎么度過”。

對于張欣然來說，她想念學術研究帶來的更持久的快樂，“打賞的快樂只存在于看到禮物特效的一瞬間”。在堅持了一個星期后，張欣然決定放棄直播。離職的那天，她的直播收入第一次“破百”，但當她坐上回學校的公交車，她只覺得久違的輕松。

回想起來，張欣然說她難以承受迎合直播間觀眾的感覺，“那種焦慮像黑洞一樣，不斷吞噬你”。她一開始是想通過直播讓自己在學業上得到更好發展，“結果感覺離目標越來越遠”。從小她就喜歡參與很多課外活動，喜歡電影、音樂、小說和citywalk，“能做的東西有很多，但把自己局限在一個屏幕里，就會覺得自我價值損失了”。

她最近最幸福的體驗，是參與了一項關注城市空間設計與居民心理健康的研究，當研究實驗的第一個環節跑通的瞬間，“感覺自己的行動惠及了更多人，這種快樂能激勵我繼續前進”。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本碩畢業的吳娜認為，應當把直播當作一種“短期的人生體驗”。她畢業后直播了近一年半，直播間經常有人質疑，認為清華畢業生應該“作更大的貢獻”。但她覺得，“讀書只是讓你明確自己是誰，要去哪里，讓你更有效地探索你的生命，對自己人生的不設限亦是一種人格魅力”。

“每個人對于直播的認知都不同”，她不避諱直播平臺的娛樂屬性，認為“直播間就是一件件商品”，“選擇你的直播間，一定是你身上具備能感染到他的東西”。她也強調直播的殘酷性，她認識的一些主播也出現了心理和情緒問題，“短時間壓縮情緒，收入和關注直白地展現出來”。

同時，她認為，直播也是一種新型職場，不僅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和機會，也給從業者提供了更多的時間和自由度，去學習、思考、創造。

但她更清楚自己想從直播中獲得什么。她每天直播5個小時左右，剩下的時間里，她喜歡畫油畫、健身，很少看手機，“上學的時候同學們都說我是‘互聯網圣體’”。她外形優越，性格率直，會“拋梗”，有觀點輸出熱情。剛直播的時候，她的心態也是“要做什么就想盡全力做到最好”，不管數據好壞，她總是穩定開播。

“新的平臺和新的模式會興起，沒有人能一直踩在風口。”現在她和朋友正在運營一家面向高校主播的直播公會，希望通過自己的經驗，提升主播們的職業水準。

在自媒體平臺和線下開展普法宣講的過程中，馮雨薇經常收到大學生們關于直播合約的各類咨詢。她注意到，許多同學更多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進入這個領域，然而與傳統的行業實習相比，直播行業隱蔽性更強，運作機制對大多數人而言仍像一個“黑箱”。一旦發生糾紛，身邊的親友往往難以提供有效建議，更難以幫助他們在復雜的行業環境中維護自身權益。因此，在每一次咨詢的最后，她總會提醒一句：“請一定保護好自己，始終把學業放在首位。”

不少高校輔導員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大學生在自媒體、創業等領域的探索值得鼓勵，但也要遵守學校規章制度。青島黃海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輔導員孫增娟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最近幾年，她都是通過學生們的自媒體賬號了解學生的動態。

孫增娟也曾經處理過一起關于宿舍直播影響舍友生活的矛盾糾紛。因為直播，舍友的睡眠受到影響，但直播的同學認為舍友是嫉妒自己賺錢多。在孫增娟的溝通協調下，直播的同學調整了直播時間和地點，選擇課余時間在學校的創業工作室直播。了解到該同學未來想長期從事直播，孫增娟向她推薦了學校電商專業的相關課程。孫增娟認為，相比于獨自直播，參與校企合作項目更能學到專業技能，遇到突發情況也有團隊支持，能夠規避許多安全風險。

她介紹，學校從2003年開設電商專業，在“618”和“雙11”大促期間都會與企業合作，開展為期一個月的電商綜合項目實訓，實訓崗位主要以客服、場控、直播為主。在參與過一次實訓后，上述在宿舍進行娛樂直播的同學轉向了帶貨主播方向，畢業后的暑假，她開啟了直播間里的實習。

(文中王夢麗、張欣然、李靜、張亮、吳娜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晶嫻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