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記憶的生命，文物是記憶的存盤。時光荏苒，今天的我們能夠看到一件件飽含歷史記憶和家國情感的抗戰文物、革命文物，離不開一位位文物修復師的努力。近日，我們特別采訪了來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兩位文物修復師，請他們講講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修復革命題材書畫不比修復古畫容易 

　　我是李鄭，主要做字畫裝裱修復。《八女投江》《轉戰陜北》等著名革命題材畫作曾經過我的手修復。

　　字畫裝裱修復其實是門老手藝，有上千年的歷史。我從小熱愛字畫，尤其對裝裱感興趣。記得入行之初，我對書畫裝裱近乎“著魔”，整天泡在工作室，周末不上班的時候也要在家支個案子，拿著我父親的字畫來練習裝裱。有段時間，我甚至常常在周末的清晨突然驚醒，從床上爬起來就急著去上班，一旁的愛人哭笑不得。由于對工作的濃厚興趣，漸漸地，我的性格越來越平和，技術也越來越嫻熟。現在，我所從事的書畫修復工作主要集中在重大革命題材書畫作品，以及革命先輩的有關手稿、著作等紅色文獻方面。

　　對書畫修復師而言，最讓人激動的莫過于修復名畫。我清晰地記得，2017年，我們接到了10件近現代革命題材書畫的修復任務，其中包括畫家王盛烈根據抗日聯軍8位女戰士集體投江的真實故事繪制的《八女投江》、畫家石魯為新中國成立10周年創作的革命歷史畫《轉戰陜北》等眾多名畫。讓人痛心的是，部分畫作有的霉斑嚴重，有的老化破損，遍體鱗傷的它們都等待著我們去“醫治”。

　　不過，要為這些書畫“療傷”并不容易。在外行人看來，革命題材書畫作品因為創作時間距今較近，其老化和破損殘缺可能更少，修復起來較那些年代久遠的古畫會更為容易。其實不然。

　　舉個例子，一幅字畫經過裝裱包含了畫心、命紙、背紙、裝飾等多層。其中，畫心是書畫家最初作畫的紙或絹，命紙是畫心的托紙，它直接和原畫接觸，能延長作品的壽命，后面的覆背紙雖不表露卻也影響著整個畫幅。書畫修復的一個重要步驟便是要揭掉原裱的覆背紙和命紙，對畫心進行修補。值得一提的是，揭裱的難度與裝裱時間無關，它主要取決于前人裝裱作品時的漿糊稀稠度、均勻度。對于這些老化程度相對較低的近現代革命文物，我們修復時的壓力有時可能更大——揭多了，傷及畫心，揭少了，重新裝裱后有殘留物質的部位厚于整張畫面，長期下去，容易磨損畫心，書畫的壽命可能因我們的不當操作而受影響。這一切都提醒著我們要保持高度專注。

　　更重要的是，畫心修補好后，還有托命紙、上墻掙干的環節。這一過程中，畫作尺寸越大，裝裱難度自然也就越大。眾所周知，近現代革命題材作品多反映宏大主題，作品以大幅畫作居多。這10幅革命題材書畫都是長近3米、寬1.8米左右的大幅畫作，其中最小的畫作也有六七尺長，它們的上墻變得格外困難，需多個人蹬著梯子一同完成，眾人力度不一或動作稍有不慎，就可能讓本就歷經風霜的文物“一命嗚呼”。

　　怎么才能修復好這批革命文物？那段時間，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按照傳統工藝，畫作托心和鑲綾子時要兩次上墻。在摸索中我發現，要保證文物安全，除了協調眾人力度，還要盡量減少上墻次數。于是，我們嘗試著在畫作背面噴水，趁著紙面潮濕，先鑲好綾子再上墻，不僅提高了工作速度，也保證了畫作安全，這一工藝革新從此也成為了大畫修復的新方法。

　　匠心傳承、法古出新，在我看來，文物修復師這一工作的有趣之處正在于此，人們能在修復時看出前人的技藝，也能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不斷革新。

　　更多時候，這種穿越古今的奇妙體驗不僅停留在修復技術層面。隨著閱歷的增長，在看著一幅幅飽含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的時代剪影時，在撫摸著這些因歲月的流逝而長滿霉斑、殘缺破損的革命歷史畫作之時，我越來越能感受到創作者當時的心境，那段無法抹去的家國記憶在我頭腦中越來越清晰，我也更加體會到文物修復工作沉甸甸的分量。

　　2020年是我從業的第12年。如今，文物修復對我而言已從起初的興趣轉變為一種責任，我想讓那段崢嶸歲月被時代銘記，讓書畫文物所承載的寶貴精神財富被更多人汲取，讓革命文物的紅色基因代代相傳。用心呵護每一件國寶正是時代賦予我們每一位文物保護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文物復制是求真 

　　我叫劉劍輝，我與文物修復這份職業的邂逅可以追溯至8年前。

　　2012年的暑假，當時還在實習的我偶然得知，故宮正在展出歷代修復和臨摹復制的珍貴文物。我本是做出土文獻研究的，平時又喜好書法，這次展覽對我而言，是一次近距離接觸書畫文物的難得機會。讓我沒想到的是，欣賞國寶之余，修復技藝的現場展示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

　　在文物修復師的指導下，我現場體驗了一次一直想嘗試的“托畫”，沒成想竟意外地獲得了肯定：“不錯！你以后能吃這碗飯！”

　　也許是因為當時受到文物修復師的鼓勵，轉年，對文物有著一腔熱忱的我，取得碩士學位后便選擇進入文物修復與復制這個“行當”。

　　隨著國家對文物保護工作越來越重視，文博機構在文物保管、陳列和科學研究等方面對文物復制品的需求越來越大。我從事的工作里有一半是文物復制，要求再現包括報章、雜志、圖畫、檔案、貨幣、郵票、革命先輩的文稿、題詞等紙質文物，以及衣物、兵器、旗幟、印信等實物上的一切圖文信息和歷史痕跡。

　　常有人帶著戲謔的口吻問我：你們這個文物復制和文物造假有什么區別？天壤之別。

　　我們的文物復制講究“復原性復制”，恪守原材料、原工藝、原工序“三原則”，它是一個追求精細化和不斷求真的過程，并不是簡單地仿制。為什么要堅持“三原則”？以我曾參與的中國民主促進會主要締造人和首位中央主席馬敘倫的長衫復制工作來說吧。

　　這件長衫紐扣被扯斷、領口被撕裂，長衫前襟也被撕掉一片。為復制這件文物，我們找到了材質與原衣物相似的布料，進行染色、裁剪。在我的同事崔雪禎老師精工細作完成衣服縫紉后，我又“殘忍”地將其做舊、做殘：先將領口撕裂、擦臟；前襟也撕掉一片，留存的布扣，一個個從中間撕斷，露出毛茬；最后用特制的鞋墊還原下擺的腳印。

　　這是文物復制工作的要求，更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事實上，這件長衫之所以成為文物，就是因為穿著這件長衫時，馬敘倫作為“五卅慘案后援會”主席正在進行愛國民主演說。演講進行到一半，馬敘倫遭到暴徒襲擊，他的頭部、胸部、腿部等受傷嚴重——那長衫領、襟撕毀的痕跡，下擺清晰的腳印，都是暴徒行兇的證據。

　　“五卅慘案”本就是一場震驚全國的血案，當時的2000余名學生在租界內散發傳單、發表演說，抗議日本紗廠資本家鎮壓工人大罷工、打死工人顧正紅，并號召收回租界，被英國巡捕逮捕100余人。當天下午，萬余群眾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閘巡捕房門口，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高呼“打倒帝國主義”。英國巡捕竟開槍射擊，當場打死13人，重傷數十人，造成慘案。馬敘倫聽聞慘案后，馬上聯合各界人士組織成立“五卅慘案后援會”，很快就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眼中釘”。這件衣服正是那段歷史的見證，馬敘倫身上的傷痕我們看不見了，但這件長衫的傷痕同樣承載了珍貴的歷史信息，必須完整保留，不能有絲毫遺漏。這些傷痕顯示出當時他是用一腔熱血、冒著生命危險在斗爭，也顯示出當時的革命力量還很薄弱。馬敘倫一生為革命奉獻，九一八事變后，他痛感河山破碎、極為悲憤，常常寫詩抒懷、排遣內心郁悶。1933年9月18日，他寫下一首七絕：“可憐歌舞棄金城，邊月仍園歲月更。我自年年歌當哭，旁人錯認繞梁聲。”

　　再以我目前正在復制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革命烈士夏明翰的結婚照為例，這張結婚照是夏明翰被敵人殺害前一年與妻子鄭家鈞在湖北武昌拍攝的。為了盡可能多地還原其細節，我們要將這份結婚照的外皮、內頁全部復制——首先要在紙庫里選取與其相同材質的紙張，再根據其印刷方式選擇相應的傳統機器，還原生產工藝，所有工序嚴格按照文獻實物的原制作工序進行。比如，其內頁硫酸紙上的花紋是我們通過手工一筆一筆繪制后壓出來的，照片邊框要和原物盡量保持同樣的寬度，對于照片上的污漬和殘破，我們也要仿照著將復制品做舊，盡可能地做到與原物一致。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中華蘇維埃時期形制不一的紙幣、困難時期紙張兩面使用的告示、記載日軍暴行的《新華日報》……我成為文物修復師的8年里，修復和復制過兩三百件革命文物，也從它們身上了解到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片段。也許在有些人看來，這些文物枯燥、單薄，不那么亮麗也不具有藝術性，但事實上，它們都是革命時期保留下來的，是有厚度的生命痕跡。我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把它們的真實故事原原本本地保留下來，講給更多人聽。

　　記者手記 

　　在北京南四環，坐落著一個不起眼的小院。一道鐵柵欄門常年上鎖，院內一棟紅色建筑沒有標識，來往的人若非特別注意，經常會忽略它的存在。然而，正是在此，大量珍貴文物得以“延年益壽”，這里便是中國國家博物館文保院，是劉劍輝和李鄭工作的地方，也是國內革命文物復制與修復的重要基地。

　　據不完全統計，在過去的70年間，國博文保院復制和修復了數以萬計的革命文物。尤其是劉劍輝和李鄭所在的書畫文獻修復研究所，作為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評出的“薪火相傳”紅色基因傳承者杰出團隊，平均每年修復和復制百余種革命文物，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革命領袖的題詞、手稿、信札等一系列珍貴革命文物，為“復興之路”“偉大的變革——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展覽”等各類主題展覽和上百家黨政機關、文博單位的收藏、展覽、宣傳提供了有力支持。

　　文物修復是一項嚴謹、細致的技術性工作。修復一件文物，就像挽救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需要文物修復師以妙手仁心使之重現往日芳華。這個過程中，往往困難迭出且耗時較長，要遵循古法也要守正創新，需要從業者極大的耐心與毅力，容不得絲毫的浮躁和懈怠。

　　作為革命文物保護利用的重要一環，文物修復又是一項飽含感情的工作。那些飽經風霜的文物，有的是革命先烈留下的珍貴遺產，有的見證著特殊時期的崢嶸歲月，凝結著黨領導人民、領導革命的偉大實踐、偉大貢獻和偉大夢想，承載著不怕犧牲、不畏艱難、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保護好革命文物，就是呵護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采訪中，我們了解到由于部分文物存放對溫度、濕度有著極高的要求，庫房內無法安置暖氣或普通空調，文物修復師工作起來常常是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寒。修復一件文物可能要長達數年，長期的伏案工作更是讓很多人難逃職業病。但是，當他們拿起修復和復制過的文物資料，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們在修復毛主席睡衣、沈鈞儒律師服、延安時期魯藝版畫等一系列珍貴文物的背后故事時，他們的眼中閃爍著堅定的光芒。擇一事，終一生，將職業生涯的奮斗融入時代洪流，在個人與時代的同頻共振中書寫精彩故事，他們也是幸運的、幸福的。正如兩位文物修復師所表達的：希望人們在重溫扣人心弦的革命歲月時，能仔細聆聽凝固在文物上的革命故事，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革命文物保護的實踐中，讓紅色基因融入血脈、代代相傳。